《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的首章首节首段首句堪称亨廷顿国家观的凝练表达，即“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在于政府的形（form of government）而在于政府的度（degree of government）”。亨廷顿在这里把“政府”用作双关语，在“政府的形”中作名词用，指静态的、形式化的权力结构；在“政府的度”中作动词用，指动态的统治水平、例行化的制度过程。三联书店的中译本将这句话中的“政府的度”译为“政府的有效程度”，从而把亨廷顿定位为流行的社会意见所认为的“国家主义者”。或许也正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归国家范式”的主要开拓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亨廷顿、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uinn Wilson）等人突破了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中心论”，延续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反映英美霸权更迭的“国家中心论”，后者的代表作包括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卫戍国家》和卡尔·波兰尼《大转型》。而乔尔·米格达尔（Joel S. Migdal）更是把亨廷顿和卡尔·波兰尼并称为“回归国家范式”的真正开创者。但是，问题在于，“有效程度”这个译法本身其实缩减了亨廷顿的国家思考。

亨廷顿区分了两对重要的学术概念，一对是“政府的形”与“政府的度”，一对是“政体的差异”与“政治体系的差异”。亨廷顿强调的是后者，即不同国家间的“政府的度”和“政治体系”的差异，而非“政府的形”和“政体”的差异。亨廷顿认为，不同国家在下述政治品质上的差异大于其“政府的形”的差异：共识、共同体、正当性、组织、效率、稳定，这就是说，“政府的度”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否具备这些积极的、正面的政治品质，这些政治品质决定了“政府的度”也即统治水平。这六大政治品质分别指向“正当性”与“有效性”，由共识、共同体、认同所构成的“正当性”，不同于由组织、效率和稳定所构成的“有效性”。尽管冷战时代的美国、英国、苏联的政府形式不同，但它们的政治体系都具有这些政治品质，从而都是强大而非无能的，它们的政府都“在统治”。

接下来，亨廷顿进一步解释了所谓“在统治”意味着什么。首先，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其人民对政治体系的正当性有压倒性的共识，这个论断包含了三个重要的政治品质：“共识性”“共同性”与“正当性”。随后，亨廷顿再度强调了共识的重要性，即每个国家的公民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共同体赖以建立的诸传统和原则，秉持基本相同的判断、想象、视野或愿景。这三个国家之所以拥有正当性，又是因为它们都拥有强大的、有适应性的、有凝聚力的、自主的和复杂的“政治制度”。这是“政治制度”这个词在全书中第一次出现，而且是复数形式的，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制度包括：有效的官僚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文官对军队的有效控制体系、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广泛活动，以及规制政治继承和控制政治冲突的、合理有效的程序。此外，这三个政府还都能谋求、要求、拥有、赢得公民的忠诚，进而有效地征税、征兵、征役以及创制并执行政策。如果政治局、内阁、总统做出了决策，通过政府机构付诸实施的可能性都很大。在这里，亨廷顿将指向正当性的谋求公民忠诚的能力，视为指向有效性的政治能力的前提。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为止，亨廷顿所讨论的都是国家而非“现代”国家，在亨廷顿看来，在这九种重要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中，只有政党才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只有政党制度才是“现代的”，官僚制、代表大会和议会、选举制度、宪法法律和法院以及内阁和行政委员会都不是现代政治体系所特有的。更重要的是，政党不是现代政治的辅助组织，而是现代政治正当性和权威的根源所在，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体现。政党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组织，组织政治权力的过程就是创造政治权力、走向政治稳定和政治自由的过程。进而，“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在现代化世界中，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当下”。因此，正是政党让国家像个国家，也是政党让国家变得“现代”了。亨廷顿认为，美国、英国、苏联都拥有现代的政党制度，都堪称现代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往往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缺乏很多东西，但它们更缺乏的是享有共识性认同的政治共同体以及从中获得正当性的有权威的强大政府，左右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的，是“政治衰败”而非“政治发展”。总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统治能力，根本不在统治，它算不上是“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