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变化理论”之后

美国历史学者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认为，现代人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但在亨廷顿看来，美国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例外，国家对现代人之所以重要，恰恰不是因为“现代”，而是因为“作为制度的国家”“作为诸政治制度集合体的国家”所蕴含的公共美德。亨廷顿认同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如果人想保持为文明人，或成为文明人，就必须随着人们境遇平等的增长，同步提高和改进共处一体的艺术”。但是，亨廷顿的重心是国家建构而非托克维尔的民主建构，他进一步指出，保持共同性的统治技艺，就是政治的制度化也即“作为制度的国家”的现代化，如果参政的扩大速度大大超出共处一体的艺术，如果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就会产生不稳定。

对亨廷顿来说，国家的发展意味着政治的制度化，制度化的水平表现在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适应性越强、越复杂、自主性越高、凝聚力越强，制度化的水平就越高，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也就越高。但是，“作为制度的国家”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因为与权力结构关联的有效性，更是因为与伦理道义关联的正当性；不仅仅是因为“力”与“利”，更是因为“信”与“义”。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一个社会就没有能力约束恣意纵横的个人欲望，就没有界定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手段，其政治生活就会成为不同社会力量无情竞争的霍布斯世界。在他看来，伦理道义需要信任，信任涉及可预期性，可预期性需要规则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模式，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也就是创造公共利益的能力。进而，制度化水平低的政府不仅无能而且腐败。亨廷顿指出，这是因为，政府的最重要职能就是统而治之，无能且没有权威的政府是不道德的，正如枉法的法官、怯懦的军人或无知的教师那样不道德。政治制度的道德基础，植根于人在复杂社会中的需求。因此，他认为总统或中央委员会都是一种职位，都是一种能够赋予公共利益以实质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立于社会力量的权威。有没有这样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发达与不发达社会的区别，是伦理共同体与非伦理共同体之间的区别。在这里，亨廷顿改造了潘恩的政治观念，把政府从必要的恶转变成为必要的善，从而和联邦党人保持了某种思想上的联系。

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权威的状况让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成功，因为共产主义政府有能力实行统治，提供有效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党的组织提供了制度性的组织机构，可以动员群众支持和执行政策，共产党人为正在进行现代化、饱受社会冲突和暴力折磨的国家带来了建立政治秩序的信心。因此，亨廷顿主张，一个好的政治体系应该具有好的政治品质，不同的政治制度各自蕴含着内在的价值追求。民主及其所蕴含的自由当然是人类社会的公共美德，但这仅仅是现代人更加偏爱的一种公共美德而已。换言之，不仅民主是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个好东西，而具备基本的政治制度、有统治能力的国家正是连接民主与秩序两种价值目标的关键。没有政治制度和政治和能力，人类社会无法变得更美好。正如亨廷顿在1987年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主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政治学是饱含“信念激情”的进步运动时代的产物，政治学和政治学者事实上都试图追求实现某种美好的价值目标，而非绝对的价值中立。

对亨廷顿来说，“政府的度”或曰统治水平既包括统治的有效性也包括统治的正当性，进而也可以说亨廷顿的国家理论包含民主理论。在亨廷顿这里，通常意义上的“政体”并不那么重要，“现代”与否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彼此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的国家的有效性与正当性。就此而言，亨廷顿的国家思考和韦伯的国家思考比较接近。韦伯没有提出系统的国家理论，但他对国家的定义深刻影响了其后的国家理论，韦伯把政治视为“对国家的领导和对这种领导所施加的影响”，他把现代国家的起源视为一个有效性问题，即对特定领土之上人口通过垄断合法暴力的使用权所进行的支配，这是在霍布斯的利维坦式国家观基础上强调国家的中立性。不过，这也必然需要超越契约论的服从理论，韦伯因此马上处理了支配的正当性问题，即“被支配者在什么情况下服从、为什么服从以及这种支配依据什么样的内在道理和外在手段”。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韦伯提出了支配正当性的三种心理学依据或曰理想型：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当然，韦伯所说的支配正当性也与有效性密切关联而非截然二分，有效性与正当性的关系事实上是复杂的、动态的。

韦伯的国家视角着眼于国家的实际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新韦伯主义者”。韦伯的国家概念是对霍布斯国家理论的再次抽象，即把暴力和对暴力的恐惧转化为正当权威的服从，而亨廷顿则进一步将合法暴力的垄断转化为军官群体受文官群体有效控制的军政关系，他不再把暴力和对暴力的服从视为现代国家唯一重要的起点，而是把国家的制度构成问题复杂化了。亨廷顿认为，正是在追求建构国家的九种重要制度上，不同政体的国家具有很大的共性，西方国家内部的制度共性远远大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性也比非西方国家更为显著。因此，亨廷顿和社会学者迈克尔·曼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制度主义国家论者”，他们都把国家视为多种基本政治制度的集合体，都在马克斯·韦伯的基础上扩大了“现代”国家的有效性、正当性、多样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