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作为一种对比，我还想评论一下史正富和张五常的地方政府理论。张五常正确地看到，在解释地方政府的动机或所面临的激励制度时，必须超越将这种动机归于财税最大化的观点，他主张地方政府的收入，就其要端而言，应该理解为租，而不是税收。[11] 史正富接纳了他的这个观点，甚至认为这对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属性，具有革命性的意义”。[12]

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张五常和史正富的这个观点还缺乏足够充分的论证，另一方面，该观点也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因而迄今依然是一个尚未得到发展的理论。究其根源，除了租的理论本身缺乏充分的发掘和梳理外，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强势霸权禁锢了人们的想象力。

在新制度主义看来，经济增长和租的提高是一对二律背反。在秉持新制度主义的中国学者那里（如周其仁），政府取得的租金，譬如土地出让金，被看作体制成本或交易成本，对经济增长只有负面效应。[13] 而张五常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归于租金的取得，并赋予这一现象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正面意义，这一见解已完全背离新制度主义，和周其仁等人的看法有根本区别。

史正富接纳了张五常的这一看法，在《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土地财政的本质，在于将商住房地产市场取得的租，转而用于补贴工业用地的低价出让以及在招商引资中引致的各种成本，据此刺激了投资率，使之达到其他国家在历史上难以达到的水平，进而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14]

史正富甚至将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而支付的成本，也归于一种投资，他写道：“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性支出，花费之后所产生的是一个不断放大的价值创造与分享流程，最终以税收增长、股权增值、土地升值等多种方式回流到政府财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性财政支出是为了未来预期收益的投资行为。”[15]  这个洞见是极为深刻的。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生产性企业之间的竞争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双重竞争结构，这两种竞争是相互促进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方面，地方政府将所取得的租金用于补贴那些具有效率和创新能力的企业，这些租金事实上构成了相关企业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创新和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正如史正富所强调的，地方政府的上述战略，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特殊意义的投资行为，政府借此间接地参与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所带来的增加值最终通过财税增长、股权增值、土地升值的形式——质而言之即作为租——部分地回到政府手中，并可进一步用于上述意义的补贴或投资，从而成为一种良性循环。

在这个叙事里，关键是生产性企业创造的超额利润。在马克思（以及熊彼特）经济学里，超额利润的产生是和技术创新相联系的，个别企业的创新带来超额利润，进而促进了整个部门的技术进步和投资，这一现象在全社会各部门扩散开来，造成了必需品价值的下降和剩余价值率（它决定了资本的赢利率）的提高，即马克思所谓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双重结构，因为除了企业之外，地方政府的竞争也嵌入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16]

在我们描绘的这幅画面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是生产性租金的分配者，即以租金补贴了那些开展创新和生产性投资的企业，另一方面又以生产性租金进行了间接乃至直接投资（回顾一下奇瑞汽车的故事）。因此，地方政府的竞争在双重意义上推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

笔者在近年来的文章里，一直主张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看作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以替代新制度主义的参照系——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用这个参照系解释了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应予强调的是，只要我们替换了参照系，就有可能发展一种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除了参照系，还包括参照系的实现条件理论（我称之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以及促进现实经济向参照系收敛的国家理论。采纳这个理论，我们就有可能对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国家的经济作用做出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解释。[17]

在本节结束前，我还想简单评论一下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教授的理论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是这个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地方政府的明确理论，而且也没有对现有的几种地方政府理论给出自己的评价。这样一来，该理论——以及该理论的反对者——对产业政策的描述在相当程度上是空洞的或者不太切题的。

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产业政策，或者有没有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当中，问题的核心是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在中国经济中，不仅中央政府有产业政策，地方政府也有产业政策，这是一个双层结构，所以我们可以称其为双层产业政策。[18]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这两个产业政策未必是一致的。举一个例子，有一种电动汽车叫低速电动车，山东省是低速电动车生产的大省。在国家层面，对这种低速电动车的发展是不鼓励的，在地方政府层面就存在一种选择，是跟着中央产业政策走，还是另辟蹊径？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选择，某个省可能完全听从国家产业政策，那么这种低速电动车就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但是以山东省为代表的省份，没有完全跟随这个政策，而是奉行了另外一套产业政策，所以它现在是生产低速电动车的大省。这个故事是非常有趣的。事实上，奇瑞汽车当年能发展起来，也是绕过国家产业政策，打了“擦边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