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甚至还可以问，没有朝鲜半岛战争，美国是否就不会成为全球干涉的超级大国了呢？按照美国的文明理念，美国是不是必然会成为这样的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superpower）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专业术语，[63]但在我们的用法中一直是贬义，相当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1980年以前，我国知识界对美国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战时状态。随着中美建交（1979）以及两国合作关系逐渐加深，美国的政治形象在我国知识人的心目中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90年代以来甚至成了不少知识人心中的理想之邦。即便发生了美国军机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1999年5月7日）以及美军EP-3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空域与我国军机相撞（2001年4月1日）这样的严重事件，情形仍然如此。中美两国之间一旦有事，一些中国知识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一定是中国政府不遵守国际规则。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人都无视政治常识成了“亲美者”，1990年代流行的一句俏皮话表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人对美国德性抱持疑虑心态：“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这绝非意味着，有些中国知识人仍然眷恋封闭的时代。毕竟，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的20年，不是新中国自我封闭，而是被美国军事封锁。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事停战委员会”首席代表，朝方拒绝了美方的提议，并撤走驻“军停会”代表团。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驻“军停会”的7人小组（9月），志愿军的名称从此才真正成为历史，与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那么遥远。

1990年代是新中国意识的一道历史分水岭，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在开放时代逐渐走向分裂。2010年的那个春天，我的“朝鲜半岛战争甲子祭”讲演虽然遭到唾骂，但也博得了称赞，这让我对我们的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分裂感触良多。毕竟，中国意识有举世无双的历史文明基础，如今竟然会因为一个新生的世界帝国而产生内在分裂，这本身就算得上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政治史学问题。

国家意识由于对美国的态度而出现内在分裂，仅仅听起来就颇为不可思议，却并非是我们的共同体独有的现象，毋宁说，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世界历史现象。倘若如此，一个政治史学问题就出现了：这种世界性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世界史或者说“全球史”的角度看，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的诞生和成长意味着什么？

除非从世界史的角度先澄清这一问题，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在看待朝鲜半岛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时的分裂很难有弥合的可能。如果说朝鲜半岛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那么，这道分水岭不仅在于这场战争本身，更在于如今的我们如何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自觉承担欧洲文明命运的尼采曾痛心疾首地感叹：对欧洲人来说，“古代世界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

希腊人为了什么？罗马人为了什么？……希腊人！罗马人！本能的高贵，趣味，方法上的探索，组织与管理的天才，信仰，对人之未来的意志，对于所有作为罗马帝国而清晰可见之物、对于一切感觉可见之物的伟大肯定，不再仅仅是艺术、而是成为实在、真理、生命的伟大风格……所有这些，并非由于自然的事件，一夜之间被埋葬！[64]

我们还不至于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华民族“最具洞察力亦即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那个阶层在古代时期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尽管如此，中国文明“本能的高贵和趣味”、“组织与管理的天才”禀赋，尤其“生命的伟大风格”在今天确实面临“一夜之间”被“全球化”普世伦理埋葬的危险。

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缺乏正确的政治史教育，那么，我们将越来越难以面对既开放又复杂的国内知识状况和已经进入又一个世界历史关键时刻的国际政治处境。

注 释

[1] 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褚律元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1。

[2] 席勒，《三十年战争》，沈国琴、丁建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2。

[3]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杨小雪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页1-3。

[4] 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

[5] 张红路，《麦卡锡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页61、75。

[6] 海因斯、克莱尔，《维诺那计划：前苏联间谍揭秘》，吴妍妍，吴锡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页301-303。

[7] 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 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页1。

[9] 赫伯格-罗特，《克劳塞维茨之谜：战争的政治理论》，韩科研、黄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页167-169。

[10] 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钱宗起、邬国孚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10。

[11]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页148-173。

[12] 古尔登，《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于滨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页6。

[13] 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郭维敬、刘榜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578。

[14] 米勒特，《极度深寒: 朝鲜战争：1950-1951》，秦洪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页4-5（以下简称“米勒特/下”，随文注页码）。

[15] 参见A. R. Millett，The Korean War：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Series，Dulles，VA：Potomac Books Inc.，2007。

[16] R. Leckie，Conflict: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3，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2.

[17] 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孟庆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5。

[18] 比较L. Lin et al.，“Whose History？An Analysis of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Japan, and China”，in Social Studies，100.5（2009），pp. 222-232.

[19] 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任辉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前言，页28。

[20]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03，页193-194。

[21] 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2] 邓峰，《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页112。

[23] 双石，《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战争全景纪实》，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24]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廉怡之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页837。

[25] 布莱尔，《布莱德雷》，杜朝晖编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页319。

[26] 《文史参考》杂志编辑部，《六十年前血与火：朝鲜战争》，见《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页13。

[27] 比较R. J. Foot，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28] 徐焰，《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他各方的影响》，见《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页118-120。

[29] 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王浦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38。

[30] 平松茂雄，《中国与朝鲜战争》，东京：劲草书屋，1988，页24-32；和田春树，《朝鲜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95，页23-29；亦参和田春树，《朝鲜战争全史》，东京：岩波书店，2002，第一章。

[31]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李晋、马丽译，贺晴川、姚啸宇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92-97。比较费尔斯，《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曾瑞云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20。

[32]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页194。

[33]亦参哈伯斯塔姆，《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王祖宁、刘寅龙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页1。

[34]施纳贝尔等，《美国兵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王天成等译，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页39。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569。

[36]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张振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页247。

[37]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47-48。

[38]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页11-14。

[39]凯南，《美国外交》，葵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页87-88。

[40]李普曼，《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1947），裘仁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页7。

[41]凯南，《凯南日记》，科斯蒂廖拉编，曹明玉、董昱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页193。

[42]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米尔斯海默“序言”，页23。

[43] 普雷斯顿，《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罗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页456。

[44]对各种贬低甚至歪曲抗美援朝的观点的列举和反驳，参见杨凤安、孟照辉、王天成主编，《我们见证真相：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如是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页2-97；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页27-41。

[45] 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翟韬、张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页99。

[46] 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6。

[47]汉森，《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傅翀、吴昕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572。

[48] D.R. McCann / B.S. Strauss (eds.)，Democracy and Wa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orean War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M.E. Sharpe，2001，p.14.

[49] 参见贺方婴，《荷马之志：政治思想史视野中的奥德修斯问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50]参见施特劳斯，《修昔底德如何写作战争志》，李世祥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第一讲。

[51] 参见沃尔班克，《纪事与肃剧》，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杨志城、安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页27-60。

[52]霍布斯，《修昔底德的生平和历史》（戴鹏飞译），林国华、王恒主编，《罗马古道》（“海国图志”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148-149。

[53]施拉特，《霍布斯与修昔底德》，娄林主编，《拉伯雷与赫耳墨斯秘学》（“经典与解释”辑刊第4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页140 -158 。

[54]考克斯，《希波战争：文明冲突与波斯帝国世界霸权的终结》，刘满芸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页9。

[55]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陈昱澍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56]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到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姚云竹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页124。

[57] 比较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聪明人在越战中的错误决策》，齐沛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58] 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页235。比较钱江，《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139-149。

[59] 波拉克，《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见袁明、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287。

[60]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页453。

[61]时殷弘，《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页475，487；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137。

[62]吕迅，《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页337。

[63]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52-53。

[64]尼采，《敌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吴增定、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58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