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底（11月24日），名为《往事》的网刊（第103期）刊发了某个志愿军战士撰写的回忆文章。“编者的话”一开始这样说：

抗美援朝60周年，官方高调纪念，称之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这与其说是历史判断，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宣言。实际上，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支持下由金日成发动的，中国是不得已也不情愿投入了这场战争。

这样的声音早在1990年以来就出现了。[44]我国的某些知识人改变对朝鲜战争的认识与其说是苏联和美国相关档案解密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中美日渐成了最大的“贸易伙伴”：既然“伙伴关系”如此之好，40年前何必兵戎相见！

甚至美国也有政治史学家这样认为：

跨过三八线的决定使美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美军在战争中的全部伤亡中有五分之四发生在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以后。这场战争使得美国的冷战姿态在此后20年里被凝固下来，特别是使得中美关系严重瘫痪。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7亿潜在的消费者转而以7亿危险敌人的面目出现了。”[45]

不过，即便有美国人认为朝鲜内战变成国际战争错在美国，也未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的“贸易伙伴”。毋宁说，他们会记得，在“美国崛起”的年代（1890-1910），荷马李（1876-1912）就已经严词警告美国人必须区分“工业主义”与“重商主义”：发展工业化是实现让国家伟大这一目标的手段，“但不是目标本身”——正如人活着需要吃饭，却不是为了吃饭。

荷马李（1876-1912）

工业是一种生计、一种食物，建立起国家并赋予其维护理想的力量，并在世界强国之林中开拓出国家的事业：战胜或者输给其他国家。[……]一个人活着没有愿望和目标，只是为了吃，这样的人会被别人厌恶。当国家把工业主义作为目标时，国家就变成了一个贪吃鬼，下流、卑鄙且傲慢，其持续的时间相应地不会超过人类中的贪吃鬼。国家工业的过度发展就是重商主义，是个毫无目的的贪吃鬼。国家工业与重商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工业是人民努力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重商主义则利用工业来满足某个人的贪婪。[46]

荷马李的严厉目光看到：一旦重商主义“把控了美国人民”，那么，它不仅会毁灭这个共和国，还会毁灭人民的品德。

重商主义只是本能地吃和吐，一旦维持要素不存在时就彻底消失。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建立都要归功于军事发展或者国家发展，后续的演进及人类的和平也要归功于此。人最珍视的是生命，还有同样宝贵的原则和忠诚。（荷马李，页16）

由此看来，与我们的国家意识的内在裂痕相比，美国的国家意识的内在裂痕实在算不上什么。

肃剧式的政治史学与战争真相

为了揭示战争与文明的关系，古典学家汉森从世界史上发生过的无数战争中挑选出9个战役（从萨拉米斯海战到1968年越南人民军的“春季攻势”），通过叙述这些战役，汉森完成了一项在他看来有教益的世界史研究。

汉森没有以朝鲜半岛战争中的某个战役为例，但在说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时，他将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与修昔底德笔下的“西西里远征”相提并论。[47]汉森的类比似乎不经意，但并非不准确。毕竟，“西西里远征”是雅典民主政制的本质导致的结果，也是雅典城邦走向衰落的开端。汉森未必想要说，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是美国民主政制的本性导致的结果，也是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开端，但他的说法难免让人有这样的联想。因为，在与汉森的大著同年出版的一部文集中，汉森的文章《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战争》被排在了首位。

这部文集来自美国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1995），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会议主题“民主与战争：朝鲜战争与伯罗奔半岛战争比较研究”出自古典学研究的目的，与会者中的古典学和古代史学者占一半以上，其余为研究国际政治和东亚文化的学者。文集编者在“引言”中说：

这种比较研究让我们首先回到了一个对古典学者来说是持久的问题：古代希腊与现代西方究竟相似还是截然不同？[48]

美国的古典学者正确地看到，朝鲜半岛战争与伯罗奔半岛战争最大或最为根本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让民主政制面临考验（test of democracy）。毕竟，在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半岛战争无异于把雅典民主送上了审判台（Athenian democracy on trial），同样，朝鲜半岛战争无异于把美国民主送上了审判台（American democracy on trial）——尽管在具体提到这场战争让美国政体面临的问题时，美国古典学者的表述未必准确（同上，页12-13）。

荷马李有良好的古典学养，即便他赞扬美国的民主政制，他也没有忘记修昔底德的政治见识：

一个人民有选举权的国家，其品性并不比人民的品性更高。没有哪个共和国能摆脱民众的动机、激情、野心、仇恨或不法行为。（荷马李，页50）

汉森还说，修昔底德“对西西里战事的记载，就像是一出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剧”（汉森，页572），这让笔者感到惊讶。“悲剧”这个语词用在这里未必恰当，若用“肃剧”的译法更为恰当：朝鲜半岛战争不是历史悲剧，而是历史肃剧。

古希腊的三大史书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和纪事作品的最高典范，而它们无不具有戏剧品质。荷马的两部“史诗”基于特洛伊战争，但叙述的主线并非编年体式的纪事。若将《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合起来看，人们还可以说，荷马笔下的叙事重点并非是特洛伊战争的过程本身。毕竟，通过记叙奥德修斯在战后返乡的归程，荷马呈现了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49]

希罗多德的《原史》记叙了距离他仅半个世纪之遥的希波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在他笔下仅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如果说修昔底德笔下的纪事具有肃剧性质，那么，希罗多德的纪事则具有谐剧性质。通过“万花筒”式的叙事，希罗多德的纪事（史书）与荷马的纪事作品一样，将战争志提升到了政治哲学高度：不同文明政治体具有何种德性品质，是战争纪事要揭示的最重要的历史真相之一。

对于如何通过记叙一场战争来探究具有普遍性的政治问题的历史真相，修昔底德有更为明确的自觉意识。[50]《伯罗奔半岛战争志》第一卷中的一些说法表明，修昔底德已经意识到后来亚里士多德对诗 – 纪事[史] – 哲学的区分。史学家记叙历史上的个别事件或人物经历（所谓“已经发生的事”），很难触及普遍性的问题；哲学探究普遍的、理想的东西（严肃、高贵的事情），从而远离或超逾个别事件或人物经历。诗介乎两者之间，通过虚构个别而且偶然的事件（所谓“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呈现普遍而又严肃的事情。因此，诗要比史述更热爱智慧、更严肃，笔下的事件更具普遍性。[51]

修昔底德虽然算得上亲身经历过伯罗奔半岛战争，但他的史书不是编年史式的纪事，或者说他并不是仅仅关注战争过程本身，而是关切更为普遍的战争真相。记叙战争就得述及对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战役、条约、谈判等等，而修昔底德所挑选的事件往往并没有对战争进程产生直接影响，至多只能说折射出整个战争。比如，他所记叙的演说辞占全书五分之一篇幅，虽然对展现战争实况谈不上重要，却对理解这场战争甚至理解其他战争十分重要。

霍布斯年轻时阅读修昔底德就注意到，撰写史书最重要的是将“真相”和“修辞”结合得天衣无缝：

因为，真相是其史书的灵魂，而修辞则构成其史书的身体。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就仅仅只是史实的片段，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则无法给人教导。[52]

从今天的史学分类来看，收集史实属于实证史学式的研究（包括查阅档案），叙述性的纪事属于霍布斯所说的“修辞”。[53]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朝鲜半岛战争史学主要呈现为两种样式：要么是叙述性的纪事，要么是实证史学式的研究。无论纪事还是实证研究，都得凭靠各类史料，只不过前者偏重记叙战争（战役-战斗）的具体过程，后者偏重考证战争的起因及其演化的关键环节。能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多见，遑论结合得很好。如今，史学家面临的实证史学的压力相当大，肃剧式的历史探究还有可能吗？

19世纪的古代史家考克斯（1827-1902）是英国人，他不像后现代的古史学家那样，致力于凭靠考古学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重构希波战争的历史真相，而是通过重述希罗多德的叙事，把正在走向世界帝国的英国说成希罗多德笔下的雅典。

按照考克斯的叙述，在希波战争之前，泛希腊城邦几乎还处于半蛮夷状态，“由一套各自独立的单元组成，除了各自城邦社区的成员之外，他们怀疑、嫉恨、讨厌一切。”[54] 希波战争迫使泛希腊城邦必须摆脱城邦的孤立和无序，形成一个将所有希腊人组织在一起的“普遍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形成标志着“政治和智慧的成长”。说到这里时，考克斯突然插入说：

希腊人未曾觉悟到这种成长是事情向好发展的前提。这种政治和智慧的成长倒是在大不列颠的土壤上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考克斯，页10）

考克斯接下来就这样赞美雅典：

雅典在强盛时期建立了帝国并竭力稳固帝业，这时自然会削弱甚至取缔[有碍城邦彼此之间交流的]古老偏见。雅典做到了，它将传统的观念踩在了脚下，建立了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专断政权，试图将一些视孤立为生命的城邦捏合成一个整体社会，将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个公民。然而，这一企图冒犯了一些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城邦之外的人，认为那已超出法律的界限。（考克斯，页13）

考克斯不外乎要说，19世纪的大英帝国正在做的是当年雅典城邦要做的伟业，即把地理大发现后西欧人所认识到的世界上各自孤立的所有政治单位“捏合成一个整体社会，将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个公民”。为此，雅典城邦必须先完成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即战胜“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波斯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