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辨明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的是与非或道德与不道德，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涉及到具体而又复杂的历史处境。何况，“人们对道德世界的基础存在着深刻的、显然是永无休止的争论。”尽管如此，“我们却生活在道德世界的表层结构中。”[19]换言之，人是道德的存在，尽管人世间的纠葛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是非难断，仍然需要尽可能明断是非。否则，道德世界这个“表层结构”就不复存在。因此，通过学习辨析历史实例来培育道德判断力，还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明都相当看重的教育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高中生来说，这种政治教育尤其重要。

尽管人与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普遍的社会，尽管他们成为社会人的时候变得十分不幸而又作恶多端，尽管正义和平等的法则对于那些既生活于自然状态的自由之中而同时又屈服于社会状态的需要之下的人们来说，全都是空话；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不会有德行和幸福了，上天已经把我们无可救药地遗弃给人类的腐化了。让我们努力哪怕是从坏事里面，也要汲取出能够医治人类的补救办法吧。[20]

也许是受到这段话的激励，沃尔泽在他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中列举了诸多20世纪的战争，并勇敢地坚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但他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战争，让人颇为费解。毕竟，与20世纪的诸多战争不同，直到今天，史学界还在为朝鲜战争双方谁是正义一方之类的问题争议不休。也许，由于沃尔泽把“承认和尊重个人权利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的权利”的“人权论”作为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唯一尺度，他才无法面对朝鲜半岛战争这样的“历史实例”。

“朝鲜战争”概念的歧义

姚旭将军的《从鸭绿江到板门店》可能是我国“新时期”以来带史学性质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的开端之作，尽管具党史叙述风格，却限内部发行。[21]自那以来，风格各异的或回忆或记叙或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日渐增多，而且络绎不绝，史学界也不乏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纪实性作品明显更多。据统计，1995至2009的15年间，“有关朝鲜战争的专著、译著及回忆录等”已经多达100余种。[22]

在笔者目力所及的战史回忆或纪事中，唯有双石的作品名为“开国第一战”。[23]这个书名暗含的意思是：历史上的中国重新“开国”已有多次，唯有这次“换了人间”。

《开国第一战》采用中国民间文学传统的“章回”纪事体，修辞风格与新中国直到1970年代都还保持着的战争状态一脉相承，如今的年轻人读来会直接感受到在那场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缠满绷带的英勇气概。如实呈现那个年代的战争气氛和顽强斗志，就是对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相的一种揭示。

这种品质的作品构成了我国抗美援朝战争纪事的主流。但随着改革开放日渐深入，我们的一些知识人也开始“修正”正统叙事。据说，朝鲜战争的成因不是因为“美帝”侵略朝鲜，而是苏联怂恿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无异于打了一场不仅莫名其妙而且得不偿失的战争。这种“修正”史观与美国“正统”的朝鲜战争史观不谋而合，发人深省。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曾举行听证会，调查麦克阿瑟公开声称“‘参谋长联席会议完全同意’他扩大战争”的说法是否属实。二战期间的美国名将布莱德雷将军（1893-1981）在半岛战争期间任美军参联会主席，他在5月15日的听证会上作证说，“扩大同赤色中国的战争是错误的。”按布莱德雷自己的说法，他当时的原话在后来遭到误解：

“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后来，许多粗心的作者认为，这一说法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朝鲜战争本身的看法。[24]

得知朝鲜战争结束的消息，布莱德雷颇为感慨，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奉为经典的话：“朝鲜战争是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25]

看来，布莱德雷将军的确有过这一断言，但他究竟是在美军进犯38线以北之前这样讲，还是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才这样讲，对追究战争责任而言确实有很大差异。尽管如此，这一断言的性质不会因此而有什么不同，总之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无论如何，这话成了名言，迄今传诵不衰。

2010年6月25日下午，《文史参考》杂志社在北京举办了“朝鲜战争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随后，该刊推出“六十年前血与火：朝鲜战争”专题，杂志社编辑部为此撰写了“专题导语”。这篇“专题导语”引用这句名言后紧接着就说，这句名言“说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眼里的朝鲜战争，对卷入战争的南北双方，对中国、对联合国其它15个成员国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26]

《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

这话让人觉得，我们的《文史参考》编辑部似乎也成了“世界公民”。人民日报系统的杂志社编辑部竟然认为，对新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如果不是让人匪夷所思，那就是国家意识出现内在裂变的表征。

朝鲜半岛战争的主角是分裂的朝鲜南北双方和中美双方，唯有美国有官方人士（布莱德雷将军）明确承认，美国介入半岛内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27] 即便作为“世界公民”的美国人也承认，美国介入的这场战争是“近40年来在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场没有被国家树碑立传的战争”（托兰，页662）。其余三方从未承认，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文史参考》编辑部代表朝鲜南北双方和中国承认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难道不让人匪夷所思？

事情还没有完。为了反驳这种观点，有军史学家提出，应该区分“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毕竟，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28] 也许可以说，“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或至少可以说，朝鲜半岛爆发内战是否算错另当别论，“抗美援朝战争”则不能说是“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两个概念的确有区别，但区别并不在于“该不该打”的战争性质，而在于当事者的政治身份差异。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来说，“朝鲜战争”是“祖国解放战争”，对新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抗美援朝战争”。即便对于李承晚来说，“朝鲜战争”不仅该打，而且还应该打到底，否则他不会坚决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仅仅对于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才有“该不该打”即“该不该介入”的问题，否则，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不会说那句是基于美国实际利益的话。

政治史学家曾用历史社会学的统计方式统计过德意志30年战争以来至1980年代世界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唯有朝鲜半岛战争同时有三个不同的名称，堪称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战争实例：朝鲜与韩国的战争、美国与朝鲜的战争、中国与美国的战争。[29]

严格来讲，“朝鲜战争”是以战争地点来命名战争的史学习惯，与当事者各有各的表达式并不矛盾。若有史学家说金日成发起统一祖国的战争“有错”，那么，马上就会有人出来问：是不是也得说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也“有错”？在日本的某些史学家看来，朝鲜的“祖国统一战争”是中国内战的延续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延续，恐怕不无道理。毕竟，金日成对“毛泽东道路”不仅敬佩不已，还非常羡慕。[30] 何况，“热血同流”的抗日战争已经把中国和朝鲜的抗日志士紧密维系在一起，而战后的统一祖国同样是“热血同流”，尽管不是需要联合解决的问题。我们总不至于会忘记，《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者郑律成（1914-1976）出生在朝鲜半岛西南，19岁（1933）才来到中国，加入朝鲜人的抗日组织“义烈团”，“7·7事变”后即奔赴延安。

史学家没有理由说，朝鲜半岛内战因引发了国际战争而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至多只能说是一场运气不佳的内战。历史上的内战何其多，绝非现代才有，只不过现代意识形态给现代式的内战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但“革命”式的内战诞生于17世纪的英国清教革命，而非1917年的俄国革命。[31]

就在《文史参考》杂志社举办研讨会的当天晚上，一篇题为“朝鲜战争的真相”的“网文”在网上广为流传。作者这样开头：

最近，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分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原来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

这才是“朝鲜战争”概念引发歧义的关键所在：作为内战和作为国际战争的“朝鲜战争”有本质上的区别。问题在于，朝鲜半岛的内战仅仅持续了不到三天，美国就发动了另一场战争——清教徒“十字军西征”式的战争。

1950年6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前往朝鲜

平壤时间27日（美国东部时间6月26日），美国远东空军已进入半岛空域作战。这天晚上9点，白宫召开紧急会议时，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汇报说，美国空军击落了一架雅克-9”，艾奇逊则希望美国空军的行动不受38线限制，杜鲁门没有同意（米勒特/下，页144）。实际上，这一天美国远东空军在汉城上空共“击落了七架雅克-9”，而“美国空军持续不断的空袭还使朝鲜集结在公路周围的地面部队损失惨重”（米勒特/下，页159、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