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英国人来说，俄国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现代继承人，或者说有碍大英帝国实现世界的“普遍秩序”的绊脚石。因此，考克斯的“序言”一开始就说，希罗多德的《原史》是“东方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法制之间的伟大斗争”（考克斯，页iii）。

美国取代大英帝国的世界主导权之后，美国的史学家自然会觉得，这话应该由美国人来说才对：雅典城邦的政治和智慧的成长在美利坚的土壤上才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倘若如此，中国和美国的朝鲜半岛战争史学要共同面对的历史真相，就不仅是这场战争的过程本身，毋宁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伦理与东方的德性差序伦理的历史冲突才是根本。古典学家汉森对西方文明因将自由民主伦理与军事优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天下无敌充满自信，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无忧心地承认：

美国在这个时代拥有前无古人的全球影响力，但美国人民对于他们文化的道德水平与实力，可不像希腊人、罗马人或者意大利人在几乎被灭绝时那样充满自信。（汉森，页648）

这无异于承认，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近代的意大利文明的道德水平与实力相比，美国文化并不在一个量级。接下来的问题自然便是：通过记叙这场历史上颇具偶然性的战争来探究更具普遍性的世界政治问题的历史真相何以可能。

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分水岭

1992年，美国著名的大学和图书馆出版商Facts on File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题为America at War［战争中的美国］系列丛书，企望美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所经历的战争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相当于为美国大学生提供公民素质教育读本。

艾泽曼撰写的《朝鲜战争》篇幅不大，纪事与论析结合得颇有章法，还附有“术语表”介绍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常识性概念或历史用语，就公民教育的教科书而言，算得上小巧精致之作。[55]在修订第二版（2004）中，艾泽曼甚至提到美军在汉城以南的一个村庄“屠杀约400名南朝鲜难民”，尽管他为此开脱了两句（艾泽曼，页46），毕竟没有回避实证史学家的考证。

艾泽曼的目的是希望美国年轻人不要忘记这场战争，因为“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那一代人正在逐渐离开我们”，而他们当年遭遇“压倒多数的中国军队”的打击时“实现了传奇般的撤退”，其英勇表现可歌可泣（艾泽曼，页2）。

艾泽曼在这样说的时候没有提到，美军的飞机、坦克、火炮以及后勤支援能力对中国军队具有压倒性优势。凭常识也不难判断，以如此压倒性的军事工业优势对付仅在血肉之躯的数量上占“压倒多数的中国军队”，要说美军被包围后脱身是“传奇般的撤退”，从军事上讲几乎等于不知羞耻。军人出身的亚历山大倒是说得正派：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亚历山大，页579）

上甘岭战役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哨兵

对比两种不同的史述修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家意识的内在裂痕：对于施行怎样的公民素质教育，美国知识人并不意见一致。艾泽曼在他的教科书中这样为朝鲜半岛战争定性：

朝鲜战争成为了美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才真正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开始出现干涉全球事务的意愿，并逐渐发展出相应的手段。（艾泽曼，页11）

“干涉全球事务”（global intervention）显然不是褒义词，如今，不少美国政治家和知识人会用另一个语词来表达它的实际含义：全球化。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选征兵役制法案扩大了征兵范围，征来的士兵被派到朝鲜打仗。这项法案后来一直实行了20年。海外军事设施数量剧增，截止1960年代中期，美国在世界各地大约有375个主要军事基地和3000个小型设施。[56]

史学家显然不能说，这不是“全球化”的基本面相之一。19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虽然从越南战场抽身，却并没有放弃“干涉全球事务”的习惯。[57]对有正义感的美国人来说，理解朝鲜战争对美国有何历史意义涉及到一个迄今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究竟具有怎样的文明德性品质。

1986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与美国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在燕园共同举办了“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这是新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首次坐在一起探讨两国关系“非正常化”时期的那段特殊历史。毕竟，1954年4月，在苏联的倡议下，中、苏、美、英、法以及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893-1969）曾拒绝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1898-1976）握手。美国政治家相信，中国人会“对杜勒斯的傲慢失礼耿耿于怀，尽管他们嘴上经常说那件事无关大局”。[58]这话恐怕言过其实，事实上，如今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兴许早就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回事。

美国史学家波拉克教授给燕园会议提交的论文题为“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他以这样一段话开篇：

朝鲜战争不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历史的分水岭。中美军队卷入战争时，北京新政府成立才不过一年。一场痛苦的、代价巨大而无结果的冲突由此开始，并损害了两国之间整整一代人的关系。[59]

这听起来似乎是说，朝鲜半岛战争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既是一场历史误会，也是一个历史的不幸。

的确，“朝鲜战争不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历史的分水岭。”然而，这个“历史的分水岭”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显然不具有相同的历史含义。

对中美双方来说，这场战争的确都很“痛苦”，而且“代价巨大”，但它“无结果”吗？

美国政府受到朝鲜战争的震撼，它完全放弃了原先“一个世界”的思想，代之以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无情斗争的概念。[60]

朝鲜半岛爆发内战时，美国不仅干涉朝鲜人的内战，还趁机干涉中国人的内战——更确切地说，朝鲜半岛内战为美国插足台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毕竟，自1948年末以来，美国就一直担心中共解放台湾，“因为这意味着苏联能利用台湾，在战时有效地攻击从日本到马来半岛的海上航线，加强它控制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能力”，而美国则失去一个“可用来集结部队、发动战略空中行动和控制邻近航道的战时基地”。因此，“美国以军事手段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不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可避免，而且即使没有这场战争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61]

美国东部时间6月25号那天下午，白宫高层商讨半岛上的突发事件后，对是否派地面部队介入半岛内战尚未作出决议，“相反，为了不让共产党夺取台湾”，杜鲁门“根据艾奇逊的建议下令第七舰队由菲律宾和冲绳开赴长崎佐世保待命，以备保护台湾”。[62]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甚至早于美国地面部队投入半岛作战：6月28日，美驱逐舰布拉什号（USS Brush）驶入基隆港（该舰于1969年移交国军，更名为襄阳号），以示军事存在。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地面部队介入半岛内战。7月1日，美国远东空军的运输机将史密斯中校率领的一个团级战斗单位从日本九州紧急空运到汉城南面的水原前沿，7月3日即投入作战，阻击朝鲜人民军南进（米勒特/下，页166-167）。

7月28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巡洋舰朱诺号（USSJunesu）及潜艇鲶鱼号（USS Catfish）和梭鱼号（USS Maddox）组成“台湾巡逻部队”（Taiwan Patrol Force）开始在台湾海峡巡逻。

直到今天，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仅仅处于停战状态——台湾海峡两岸同样如此。事实上，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3月）之后，美国政府趁机缓解中美关系时，仅下令第七舰队将在台湾海峡的“连续定期巡逻，改为包括作战及辅助舰的随机巡逻”（1969年11月），并没有取消巡逻。由于美国的干涉，东亚的两个文明古国的分离状态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波拉克教授作为史学家没有问一下，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否算得上史无前例？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大半个世纪，而遭受日本帝国欺凌的两个东亚国家迄今没有实现统一，反法西斯战争是否算得上彻底胜利？我们被迫接受现状虽然不等于承认现状，但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被干涉状态，也就没谁再追究被干涉的法理。

2020年2月，一艘Arleigh Burke级驱逐舰Stesem号、一艘Lewis和Clark级干货船USNS Cesar Chavez驶过台湾海峡。

波拉克教授还说，“当然，中美卷入[这场战争]都是为形势所迫”（哈丁，页288）。的确如此，但他显然不能说，两者的“被迫”出于相同的政治理由。由于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新中国被迫阻止国际联军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并进逼中国边境，美国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又是出于什么政治理由而被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