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到5年（1986），亚历山大依据美国军方档案和军史材料撰写了一部朝鲜战争战史，他为自己的书选取的书名是“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亚历山大亲历过这场战争，他从军事史的角度得出如下结论：

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地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13]

亚历山大写这本书，并非因为当时中美正在走向“贸易伙伴”关系，两国即将开始长达20年的合作期。

如果我们以为这类持“反韩战”立场的战争纪事书在美国占据主流，那就错了。美国著名军史学家米勒特（Allan R. Millett）获得过“终身成就奖”，他撰写的两卷本朝鲜半岛战争史的书名并非如中译本书名那样富有诗意，而是具有直白的政治含义——《他们为朝鲜而战》（Their War for Korea: American, Asian, and European Combatants and Civilians, 1945-1953）。副标题“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作战人员和文职人员”清楚表明，所谓“他们”指联合国军。

在概述文献时，米勒特不屑于提到这些具有“反韩战”立场的战史纪事，仅仅笼统地称之为“修正主义”史书，它们“反映出美国人民对朴正熙将军在韩国的独裁统治以及口是心非的约翰逊政府干预越南的不满和愤怒”。[14]米勒特转弯抹角的修辞不外乎要说，这类纪实作品带有政治立场，所谓“纪实”未必符合史实，似乎他才具有客观立场，尽管他承认，要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

“修正主义”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几乎完全陌生，上年纪的人才会在尘封的记忆中回味到这个语词带有的尖锐锋利。米勒特用这个语词一笔带过1970年代至1990年代美国人写的朝鲜战争纪事，意味着此前曾经有一个关于朝鲜战争的正统叙述，但被“修正”了。

的确，自1950年代末以来，美国知识界不断有关于朝鲜战争的追忆或研究问世。据说，美国朝野对朝鲜战争患有“国家性遗忘”（national amnesia），关于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却寥寥无几——这种在我国坊间长期流传的说法并无根据。

据麦克法兰的《朝鲜战争研究文献录》（1986）所载，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出版物（书籍和文章）已多达2300种，尽管从军事角度记叙或研究的居多（亚历山大，页594）。[15]不难推想，所谓“修正主义”式的朝鲜战争纪事在美国恐怕仅仅算是一种“声音”。所谓the Forgotten War[被遗忘的战争]或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未曾透露的战争真相]一类书名，并非指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很少。毋宁说，此前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纪事或研究讲述美军遭受打击时的悲惨遭遇的书籍很少。

在美国，朝鲜半岛战争史的正统叙事的基调是“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米勒特的《他们为朝鲜而战》遮遮掩掩地与此一脉相承。莱基的《冲突：朝鲜战争史（1950-1953）》出版于1962年，迄今还是美国施行政治教育的权威读本（甚至有了电子朗读版），该书的扉页题辞是：To Those Who Fought for Freedom in Korea[献给那些曾为朝鲜的自由而战的人们]。[16]

莱基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手一律称为“共产主义者”，事实上，麦克阿瑟的确是带着与“共产主义者”决一死战的信念坚持要打一场清教式的“全面战争”，甚至不惜“把战争扩展到中国本土”（斯帕尼尔，页219）。我们若以为这仅仅是所谓“冷战意识形态”的反映，那就错了。毕竟，麦克阿瑟是“充满魅力的人物”，他“同几乎是宗教性质的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亨廷顿/2017，页348）。

美国作家托兰（1912-2004）因撰写20世纪的纪实性政治史而闻名于世。除了善于叙事，托兰撰写战史注重对亲历者的采访。用今天的话说，托兰的战争纪事基于口述历史——他的朝鲜半岛战争纪事就属于这类作品（米勒特/下，页568）。

这并不意味着托兰撰写的战史纪事就具有所谓的客观性。他的《生死之战：朝鲜1950-1953》（In Mortal Combat：Korea，1950-1953）出版（1991）后，随即被译成了中文。托兰也许并不知道，中译本的书名加了一个副标题“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否则，他恐怕会表达不满。因为他明确说，“我并非以一个美国人而是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这本书。[17]

我一直试图作为一名不管国籍和意识形态如何的超党派人士来探讨历史，并试图通过普通的和非凡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惨痛的详细情节来描写战争的恐怖。（托兰，页663）

托兰确实是美国人，但他又自视为“世界公民”。这种人在美国可能不在少数，中译者（或出版社）加了“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这个副标题也不算错。问题在于，一个“世界公民”看待战争的目光真的就客观吗？

托兰在结束他的战争纪实时说：

这场朝鲜战争值得打吗？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来说，它都是一场残酷、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只有各个层面上大量富有人性的事例——战场上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得书写这场战争可以承受。（托兰，页663）

这场战争的确残酷，历史上也没有不残酷的战争。但我们值得问问托兰：这场战争“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来说”都是“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世界公民”如此不辨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语词加诸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让自己站到一个超历史的道德高度，他的灵魂就“能够承受”（bearable）书写这场战争，让人匪夷所思。

无论南北双方的朝鲜人民还是中国人民，都不会同意说，这场战争是“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参战双方的人民不是“世界公民”，“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也不属于“世界公民”，而是属于某个国家的战士。各个国家记住自己的英雄及其自我牺牲精神乃至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属于政治的自然。[18]

托兰不分青红皂白把“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加诸给交战双方，恰好证明这位“世界公民”的头脑“愚蠢、错误、误判”，因为他不能辨识什么是“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