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赫墨儒斯的意图也许是，通过出土铭文来证明数百年前的古希腊史诗和抒情诗作品中记叙的诸神事迹都是史实，从而是可信的。他没想到，结果也许恰好相反：这些出土铭文证明，古希腊人所信奉的传统诸神并非真的是天神。毋宁说，他们不过是历史上的各色绿林好汉而已。因此，近代欧洲新派史学兴起后，欧赫墨儒斯的这篇小说变成了一种实证史学的代名词，即所谓“欧赫墨儒斯式说法”（Euhemerism），被用来比喻一种双刃式的史学证明：用于证明古代神话可信的史料，同样可被用于解构古代神话信仰本身。

在《古史辨》中，民国史家们便以考古学提供的资料尝试着破除中国古代所谓的“伪史”

17世纪末，有位教士出身的梵蒂冈史学家名叫比安奇尼（Francesco Bianchini，1662–1729），他依循《圣经》中的叙事编写了一部《普遍历史》（1697）。当时，刚刚兴起的实证科学正迅猛颠覆基督教欧洲的共同信仰基础——《圣经》中的圣史叙事。为了替基督教的“普遍历史”辩护，比安奇尼刻意不用《旧约圣经》的材料，而是大量采用人文主义者的各种文史考据成果，甚至利用他主管梵蒂冈文史部门的职位之便，采用独家所有的异教文献，用史料来维护已经受到挑战的基督教“普遍历史”。

比安奇尼本来试图以此证明，俗世的史料不仅不会否证反倒会证实《圣经》中的记载，没想到这种方法让人引出的结论是：古代的神话故事不外乎是历史的扭曲反映。于是，比安奇尼的实证式圣史论证成了“欧赫墨儒斯式说法”的典型。当时正值古今之争吵得火爆的历史时刻，崇今派健将、长命百岁的丰特奈尔（1657 – 1757）大为称赞比安奇尼的考据史学风格，比安奇尼去世那年还写了一篇“颂文”（Éloge）悼念他。

沃格林曾提到，“柏拉图无须担忧尤斯赫尔主教提出的创世日期”，黑格尔则必须“小心谨慎地安排他的古代历史时间表”（《天下时代》，页313）。因为，尤斯赫尔（James Ussher，1581 – 1656）这位爱尔兰大主教在其《旧约编年史》（Annals veteristestamenti，1648）中推算出，上帝创世的时刻在基督诞生之前4004年的10月22日傍晚至23日清晨之间。这让笔者想到，司马迁无须担忧如今的实证史家们的刀笔，但我们的作者是否如此就难说了。

《雅典学院》

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没有史官，所谓史书起初都属于散文纪事作品，好些史书作家本来是政治家或带兵打仗的将军，他们的写作方式与我们的史书非常不同。纪事书的作用首先是政治教育，让人们知道何为“政治的卓越品质”（political excellence）。笔者相信，这本“读书笔记”的时代意义在于，它向我国阵容庞大的史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史学样式或史学精神才切合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本文节录自《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书序，转载时省去注释。感谢刘小枫老师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