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史学对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利和弊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武帝崇儒究竟是真还是假？

按宫崎市定的说法，武帝本人是否崇儒，历史真相不得而知，但儒家学者在武帝朝廷中获得职官者日渐增多，则是不争的史实。他建议我们转而思考这样的问题：儒家为何能胜过其他学派获得君王青睐。

在宫崎市定看来，儒家获得君王青睐的原因在于，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学问以中华帝国的整全历史为基础。墨家有华夏古代史（《尚书》）而无中世以后的历史，纵横家有近世的历史而无古代史，唯有在儒家笔下，中华帝国的历史从夏商周直贯当代（春秋末期）。

换言之，只有儒教能够教给人们中国［曾经］是什么，以及中国［将来］应该是什么。

《汉武大帝》剧照

就古代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而言，这样说令人信服，对现代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来说，儒家史志是否还具有如此效力就难说了。毕竟，西方自18世纪尤其19世纪以来的实证史学进入我国史学界后，司马迁之志早就被颠覆了。

实证史学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欧洲学界迅猛推进之时，布克哈特曾试图以类似于“司马迁之志”的史学来挽救西方文明的堕落。尼采敬佩布克哈特的高贵精神品质，但对他试图以一种史学教育来对抗另一种史学教育的做法是否有效则深表怀疑。在著名的《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一文中，尼采很不客气地说：

我把这个时代有理由为之骄傲的某种东西，即它的史学教育，试图理解为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残疾，因为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史学热病，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这种病。

说到“史学热病”，我们会想到前些年出现的所谓推翻“西方伪史”热。据网上传闻，甚至有社会流氓混入了史学界，自称以扶正中华文明为使命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类传闻倒不必当真，但是，所谓“原始的欧洲”因我们中国才进入“天下文明”，西方人的文字、航海、科技、经济、制度、民主、哲学和史学统统凭靠复制中国历史才制造出来——这样的谵语出自史学科班出身的“史学家”，的确算得上“史学热病”的证明。

电影《特洛伊》剧照

好在这种热病一眼就能看出，与此相反，凭靠“欧美最文明国”的民主制度理念把据说被颠倒的中国古代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当代中国史学“热病”，就让人不容易看出来了。

希腊化时期有位希腊语作家名叫欧赫墨儒斯（Euhemerus），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1至前298年间。他的《圣纪铭文》（Hieraanagraphē / Sacred Inscription，仅存残段）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印度洋上有座小岛名叫“至尊”（Panchaia），人们在岛上发现了有关古希腊诸神事迹的铭文。这些铭文说，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和宙斯无不是伟大的古老氏族的国王，被感恩的民人尊奉为天神。

这篇纪事相当于如今所谓小说，岛名Panchaia［至尊］）明显是语词编造：希腊文的介词pan[全]加形容词chaios[高贵的、美好的]。纪事的背景在印度洋而非地中海，成文年代又恰好在亚历山大打造希腊化帝国之后，因此沃格林说，这个文本显然“旨在塑造为人民普遍向往的社会秩序”。用我们的作者的说法，这篇古希腊纪事在从事“立教事业”，或者如今所谓构建帝国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由于“古希腊人既没有编年史记录，也没有足够连贯的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并且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年代学”，欧赫墨儒斯就需要编造宙斯神族的历史起源叙事（《天下时代》，页167– 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