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这里提到“诸种学说”，让笔者深有感触。因为，与司马迁的时刻相比，梁任公或者如今的我们所面临的“诸种学说”，不啻天壤之别。任公在说过古之史家“书法”后紧接着还说：

今之谈国事者，辄日恨某枢臣病国，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国之治即可与欧美最文明国相等者然，此实为旧史家谬说所迷也。吾见夫今日举国之官吏士民，其见识与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气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无量数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新史学》，页34）

在如今我们所面临的“时刻”，诸种学说难道不是其见识相伯仲也，其意气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不仅如此，诸种学说还“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在这一背景下来看作者的“读书报告”，我们就能感觉到，他很可能有与梁任公一样的焦虑，或者说，这也是今天我们中的多数人的困惑。

由此可以理解，作者为何强调，司马迁的笔法“无异于指责武帝一心要成就一代帝业，却偏离了正路”，因为“汉武帝空有立教之名”：

自以为的王道说不准竟可能成为亡道。此时的天子恰恰喜欢文辞华章（“方好文词”），“默然”而对。汉武帝立教，显然深知周秦之际文敝之症，意欲补救，然而方才补救，便立刻埋下了新弊病的伏笔——文教的核心在立德导民，要“全其质而发其文”，而不是以文废质。（页144）

董仲舒像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危言耸听的味道，但细想一下又让人觉得未必如此。既然武帝“显然深知周秦之际文敝之症”，他“意欲补救”而致力于立教就不会是装样子。我们至多只能说，武帝的立教方针有问题，即没有“立德导民”。但问题同样在于，如果今天的我们有理由这样指责武帝，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知道何谓“德”以及什么是“质”和“文”，否则，我们没可能知道如何“全其质而发其文”。

我们真的知道何谓“德”以及什么是“质”和“文”？在梁启超眼中的“欧美最文明国”的诸多学说看来，“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就是人的普遍之“质”，若要“发其文”就应该如何，不用说似乎谁都知道。若我们按作者的指引问司马迁，这样理解人的普遍之“质”对吗，司马迁会如何回答？梁任公再怎么hubris［张狂］，也不至于会说司马迁是“陋儒”。

汉武帝如何理解“德”？司马迁又何以认为武帝“偏离了正路”，何谓“正路”？作者在第三章“秦亡汉兴”中曾这样说道：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以土德自居，史迁特意申说黄帝的土德德性，作为汉朝的模范，是五德终始循环中的第一次循环（从土德到土德）。既然黄帝之德是第一轮土德（元德）在人世间的绽开，那么，担纲第二轮土德的汉朝是否意味着纪元的再次开启（“时间开始了”）？史迁这样书写，就同时还保留了对汉朝德性评判的可能，以黄帝土德之先名贬抑汉朝土德之自命。（页37）

汉代初期，无论武帝还是司马迁都生活在五德终始的意识形态赓继之下。武帝“以土德自居”显然意在开“［新］纪元”，司马迁“以黄帝土德之先名贬抑汉朝土德之自命”仅仅表明，武帝并未开“［新］纪元”，而非否定这个时代需要开“［新］纪元”。我们看到，作者随之用一个转折连词把话锋一转：

但是，问题复杂而有趣的地方在于：太初元年之前，汉朝一直都把本朝德性定位为水德。水德还是土德的本朝德性定位，基于若干历史问题（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的讨论，最重要的便是前朝（秦朝）能否在五德中居有一德，这直接关系到秦、汉之际的历史书写与德性判定。（页37）

“若干历史问题”这一修辞既挑明又隐藏了现代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面临的开“新纪元”论题。我们若把作者笔下的“周秦之变”读作1949，把“秦汉之变”读作1978，肯定会有违作者的本意。倘若如此，作者呼吁我们重温司马迁的笔法又用意何在呢？

作者要我们关注汉代君主如何走出“秦德秦制”，因此，五德终始循环的“本朝德性定位”问题或许仅仅是一种“笔法”而已，实质性问题在于如何更改“前朝（秦朝）的德性”：

秦始皇推演五德，确立的水德是秦朝的德性，而非他一人的德性，因此他有“传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渴望。汉高祖虽然为汉朝确立了水德，但不过是秦朝德性的延续而非克服，这一德性定位的缺陷已作用于他本人。既然汉朝德性只是秦朝德性的线性延伸，而汉朝又是代秦朝而起，那么他就要在五德说之外为自己寻求立朝神话以正名（justification）。不过，无论是赤帝子斩杀白帝子之说，还是祭祀五帝之说，都只是依托于一种神话为开朝君主一人的德性正名，但世袭制可以使子孙世袭君位，却无法使其世袭德性。（页51 – 52）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所谓武帝“偏离了正路”，意指他骨子里仍然没有摆脱“秦朝的德性”。从而，作者笔下的司马迁所谓的“立德导民”的“德”，应该是儒家倡导的“德”，而非“黄老”倡导的“德”。在第六章“武帝立教”中，作者详细论析过这一区分。

五德终始说与朝代兴替，秦尚水德，史籍称“水主阴，阴主刑杀”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更替王朝德性。在接下来的第七章“史迁之志”中，题为“时与世”的一节显得最为关键，因为其中引用了孟子的一段名言：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若用括弧给“时与世”这个小节标题附上洋文，最为合适的语词恐怕莫过于Zeit und Sein。我的朋友熊林教授重译海德格尔的Sein und Zeit时，把这两个语词译为“是与时”。

作者在这段孟子引文后加了一条注释，指向沃格林的《天下时代》。笔者翻到沃格林书的这页才看到，原来，沃格林也引用了这句话（《天下时代》，页382）。不过，我们的作者并没有引“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前的一句：“彼一时，此一时也”。

笔者起初以为，作者没有引用这一句是疏忽。待抽一支烟休息一下疲惫的脑筋之后，有个念头猛然跃出脑际：哪个“彼一时，此一时也”？司马迁的“彼一时”和我们如今的“此一时也”？难道作者在暗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秦德秦制”？

作者并未进一步说明沃格林为何引用这句话。我们自己会看到，沃格林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在世界历史的第一个“天下时代”，中国的“精神突破”如何打破宇宙论式的五德终始历史循环论。

重塑天下秩序的重任先前落在国王肩上，如今落在圣人肩上；这一重任并未使孟子感到幸福。而且，关于这份落在他肩上的责任的意识显然还需要发展成熟。“先前”他满足于做一个君子，当时局不利时，并不怨天尤人。但“彼一时”；如今，尽管并不情愿，但他还是准备好了接受他在循环历程中作为圣人的命运。（《天下时代》，页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