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小枫，本文为《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序言（下），阅读（上）请点击这里。】

四、古今之变与史家之志

成龙博士的“读书笔记”最后一章仅题目就让人觉得很刺激——“史迁之志：立教与古今之变”。司马迁在今天会被称为史学家，但如今有多少史学家的心志会关切中华帝国的立教大业？作者因这个大业在时代的古今之变中不仅迫切而且险象环生，才想到重读司马迁，但他恰好不是史学科班出身。

人们会说，如果司马迁的时刻所面临的古今之变与今天有实质上的差异，那么，作者的关切有何意义？的确，对我们来说，理解古代与现代的古今之变的异同迄今仍是棘手问题。

中国学人遭遇现代的古今之变初期，梁启超（1873– 1929）就在《新史学》（1902）一文中凭靠西方新派的历史演进论的“进化之大理”宣告了我国古人的历史理解无效：“天下之生久已，一治一乱”（孟子语）据说是“误会历史真相之言”。梁启超看到，孟子乃至司马迁眼中的“天下”与我们今天需要理解的“天下”明显不同，因为我们的古人

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或局于一地或局于一时代，如中国之史，其地位则仅叙述本国耳，于吾国外之现象，非所知也。（《新史学》，页13 – 14）

梁启超没有忘记补充说，中国之外的古代“他国之史亦如是”。他显然知道，以本国视野的历史为“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乃古代的普遍现象，苛责我国古人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无论中国还是他国都服从历史的“进化之大理”，用杜尔哥（1727 – 1781）的说法，这叫“普遍历史”。

在梁启超的时刻，中国学人还不能准确把握（遑论表述）这个“进化之大理”的要津。现在的我们都清楚，所谓历史“进化之大理”即发展科技–商业文明是硬道理。不用说，这个道理不仅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唯物论基础，晚近40年的史实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梁启超

如果今天我们问梁任公，他眼中的如此“人群进化之现象”是否能一劳永逸消除“天下”的“一治一乱”现象，或者说科技–商业文明发达是否可以等于一种立教，那么，我们会发现，他的回答颇有讲究。

《新史学》一文共六小节，前三节论新史观的必要性，后三节涉及旧史，先后题为：论正统– 论书法– 论纪年。从文章起笔至“论正统”，任公的笔法都显得气势恢宏，一路贬斥旧的史观，其文风从“论正统”小节的第一句话就可以见其一般：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断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新史学》，页26）

随后任公又说，陋儒们对《春秋》之首要大义“通三统”的理解错了：

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同上）

直到今天，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史学界还十分常见，尽管在新儒家看来，真正的陋儒才会这样说。

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

奇妙的是，在接下来“论书法”一节，任公的文体突然变得带有对话意味，并显得在替旧史家辩护。主张新派史学的人说，自己搞不懂中国古代史家为何“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和“能事”，又凭靠何种“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对此一问，任公回答说：

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吾敢断言曰：有《春秋》之志，可以言书法。（《新史学》，页33）

这话看起来让人觉得，梁任公自认为“有《春秋》之志”，他正在凭靠历史进化之大理“明正邪，别善恶”。至于说到“书法”，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然就是凭靠历史进化之大理“操斧钺权，褒贬百代”。成龙博士让我们回忆司马迁的“史家笔法”，无异于对任公所倡导的“书法”提出了质疑：

立朝是建立新政权，立教则是确立新的社会和新的人，定是非，立教时刻来临之前的国是，实际处在是非未定或悬而未决的时刻。论定是非貌似容易，选择并不难，但艰难的是要决策者承担抉择之后的后果，所以才会有杨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汉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讨论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及接续这一历史的当代中国，可能要回到这两个原型。（页9）

的确，在“立教时刻来临”之际，“定是非貌似容易，选择并不难”，其实不然。何谓“新的社会和新的人”，众说纷纭，何况，“新”的语义未必等于“好”的语义。所以，作者力图让我们看到，尽管司马迁的笔端构建出中华帝国形成时的天下历史大视野，“周秦之变、秦汉之变和汉朝立朝以来的诸种学说，三重古今之变尽收眼底”（页167），但他很可能与杨朱一样，“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