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程序正义的结果与社会普遍认同的实质正义相抵触，社会大众发出广泛而明确的反对呼声时，党有权介入，并基于社会道义来主持公道。在当代中国，这种案例虽不多见，但的确实实在在发生过，并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64) 有批评的声音指出党的这种干预有违法治精神，但是这种政治对法律的解释力恰恰是法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解释力是带有政治属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在法治中的存在是普遍的、内在的，是独立于特定政体的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政治内在于自由主义法治，传承儒家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内在于中国法治。(65)

党在法律程序中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同时也是国家性质的根本保障，以确保程序正义的实施不会动摇政体的基本价值观。正如德沃金指出的，自由主义社会在道德使命感上的共识，构成了其法律的内容与执法过程的根基。(66) 在中国，这一角色由党，而不是所谓的“独立”司法系统去扮演。因此，将党与法一分为二对立起来比较谁更重要是一个伪命题。

当然，概念上理顺了不代表实际操作中不会遇到问题。在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中，也有很多混乱的现象，常常会发生各级党委粗暴干预司法的情况。维护实质正义的机制，很容易被加以滥用，沦为利益集团与腐败分子操纵司法的手段。

在天平的另一端，过度推崇基于法家传统的程序正义也困扰着中国法治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急于摆脱人治的阴影，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对民事和商事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67) 在许多领域，诸如环境保护和家庭纠纷，涉及的法律法规非常复杂——如果把它们在全国以统一的标准严格执行，就会造成很多问题，也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这也能够证明， 倘若将这些法律条文在不考虑实际环境和地区差异的情况下照本宣科地执行，对农村、城市或是任何社会群体都一视同仁，那么我们最终会发现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与维护社会正义的初心南辕北辙。(68)

放眼未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协调法治内在的矛盾与中国国情相关的无数冲突，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已形成普遍共识，党和公众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有法可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程序正义已经得到加强，并且在不断完善中。

同时，整个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与道德诉求上的共识达到了150年来的空前统一。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华民族的道德诉求是简单而明确的：建设社会主义与实现民族复兴。前者是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中“天下为公，社会大同”的现代表达形式；后者是现代历史上全民族在危难中团结奋斗而换来的成果。中国法治，无论今后向哪个制度方向发展，都是有灵魂的。只要党能够抵御来自腐败和精英主义的侵蚀，就可以继续承担它守护实质正义灵魂的责任，这种安排将继续受到人民拥护。

或许现在是时候把法治从自由主义的牢笼中放出来了。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在他的著作《中国迈向法治的长征》中指出，中国不需要靠自由主义来实现法治。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非自由主义社会。(69)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我们可能会看到实现法治的道路上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治在当今的自由主义社会中似乎显得最为脆弱。在西方的这些自由主义社会中，道德上的共识正在崩溃。我们看到社群正在衰落，身份认同、性别平等等基本价值观的割裂正在分化整个社会。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个人主义膨胀的极端，并在摧毁西方文明里本来存在的社群主义传统和文化。在这个状态里，程序正义已沦为纯粹的政治斗争工具。丧失灵魂的法律是无法长期维持其正当性的。时至今日，西方精英们在全世界推动已久的“法治”路演可以稍停片刻了，反省和改革才是当务之急。

本文注释：

(1) The World Bank,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1997年9月12日。

(4)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会议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详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14年10月23日。

(5) Brian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History, Politics,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5.

(6) Sheryl Stolberg, “Justice Anthony Kennedy’s Tolerance Is Seen in His Sacramento Roots,” New York Times, June 21, 2015.

(7) Erwin Chemerinsky, “Bush v. Gore Was Not Justiciable,”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 76, No. 4, 2000, pp. 1093–1112.

(8) Elise Viebeck, “‘Get a Grip’: Republicans Seize on Booker Comment That Kavanaugh Supporters Are ‘Complicit’ in ‘Evil,’”

Washington Post, July 26, 2018.

(9) Michael Kruse, “The Weekend at Yale That Changed American Politics,” Politico, September/October, 2018; Jeffrey Toobin, “The Conservative Pipeline to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er, April 17, 2017.

(10) Brian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History, Politics, Theory, p.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