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误区四：法治保障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平正义

过去的几十年，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被视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途径。公民权利和福利政治（welfare politics）都是基于法治理想而提出的社会目标。但是这一观点忽视了法治理论基础中的内在矛盾。

正如之前提到的，回顾法治的历史，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到中世纪，我们很难将它与普世的社会正义画上等号。相反，法治曾在历史上为奴隶制和封建特权提供主要的制度保障。即便是在自由主义兴起的现代，法治也并不代表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正义。约翰 • 洛克是自由主义法治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而他却将私有财产作为法治的核心。对于洛克而言，“国家是属于财产拥有者的”，(38) 法治存在的理由是“保护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免受穷人的索取”。(39)

亚当•斯密对此的概括最为精练：“法律和政府所做的不外乎是富人压迫穷人，并维护物质上的不平等，防止穷人摧毁这种不平等。如果没有政府去阻止，穷人就会采取暴力手段去消除不平等。”(40)

即使是在几个世纪之后，社会福利成为了很多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政治议程的核心，以此来弥补资本主义过度发展而导致的不平等，一些政治与法学思想家仍将其视为法治的敌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戴雪(41) 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来，福利国家通过财富再分配来追求实质平等的做法是违背法治的根本精神的。(42) 关注一下当今的美国政坛，我们会发现这场论战的余波仍在分裂这个国家。

哈耶克  资料图

在中国，关于社会福利是否正义的类似争论可能才刚刚开始。4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其中两个最为突出的矛盾是贫富分化与环境恶化。2000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冲破了0.4——这是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2017年，占到中国42%人口的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363元，这个数字仅仅是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43)

201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挑战已经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44) 经济增长成果再分配，如今已经成为中央的一项首要政治任务。

不过，早在2004年，“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已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45) 一些自由派意见领袖，例如张维迎、吴敬琏、茅于轼，常搬出自由主义思想和保护私有财产的相关法律（换句话说，程序正义），来反对政府通过税收或运用直接政策工具来促进平等分配，这与哈耶克几十年前在西方的主张是殊途同归的。(46)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见领袖是资深的中国共产党员。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却是世界上唯一既没有财产税也没有遗产税的主要经济体。如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领导人的工作重心是让每个人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来自党内精英、商业团体、富裕阶层的阻力。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法治的概念与解读，将会成为未来这场辩论的主题之一。

四、儒家思想与法律

两千多年前，在中国展开了一场宏大的政治辩论——儒法之争。这场论战几乎在政治和文化上定义了中华文明。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分裂成了若干个王国，开启了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最终秦国凭借其严苛法度，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越了诸多对手，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为秦国建立这一套法家制度的改革派政治家商鞅，也因推动秦国成就霸业而在历史上为人熟知。(47)

法家思想自那之后开始高歌猛进——不过并没有持续太久。秦朝严酷无情的法度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最终秦王朝仅仅持续了14年就在叛乱四起中覆灭。(48) 随后在汉朝，不同的政治理念再次涌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过最主要的论战还是发生在儒家和法家之间。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提前制定律法条款并严格执行，在执法的过程中人人平等，没有例外， 也就是程序正义压倒实质公正。法学理论家朗•富勒对这种形式的法治做过论述，以程序正义为最高准则的法治“对法律的实质目标漠不关心，并且准备以同等的效率服务于各种不同的目标”。(49) 不少现代西方思想家，例如孟德斯鸠、约瑟夫•拉兹、朗•富勒以及哈耶克，在中国的思想语境里，都可被视为法家思想的同路人。

而儒家思想则以“天下”理念为核心，将道德上的正当性作为规则的出发点及衡量结果的标准。统治者只要心系天下苍生、造福于人民，那么就拥有神圣的权力。但是倘若没能履行这一使命，那么他就会被推翻。一个好的统治者在颁布政令时不光要做到程序合规，也要合乎道德准则。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绩效合法性——执政者要确保人民的福祉。一言蔽之，儒家更看重的是实质正义，而不是程序上的合法性。

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将统治权力同绩效合法性挂钩，儒家思想确保了统治者的权力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他要确保为民众带来实质性福祉。中国的“天下”理念同西方的君权神授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西方的君主，他的权力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既不涉及现实世界中的权威，也不关乎人民的意志。(50) 按照欧洲历史上的这种逻辑，只要遵循王位继承的程序，王权就始终被视为具备合法性。这种观点直到如今还在支配着现代西方世界：通常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只要投票程序是合规的，选出的领导人就具备合法性，无论这个人有多么糟糕。这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