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娜•科班：我真的很感谢您最后的评论。我认为这是十分有可能的，但让我们努力避免战争。那么，黄博士，您如何看待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及其风险?

黄育川：让我区分一下两个目标。为什么中国持有美国债券？这源于当你出现贸易顺差时，你必须持有外汇储备，可以是美元、欧元、日元、黄金，或者其他形式。然后你会少持有或多持有，部分是为了分散投资。

今天还有额外的担忧，许多人预测美元的价值在未来几年会下降，因为美国现在的预算赤字太大，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增加。因此很多人预测美元会贬值，你也已经看到了。人民币在过去的三至五个月里升值了7%，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升值。因此基本上决定了美元将会贬值。

你可能会持有更多的欧元和日元，或更多的黄金。这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上海的教授指的是我所说的贸易战的“核选择权”。假设美国完全走“脱钩”路线，甚至更糟的是，假设美国禁止中国在融资交易中使用美元。这当然会削弱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经济是以贸易为导向的。

那么，如果有制裁的话，我们能尝试做些什么呢？我说的是美国对朝鲜、伊朗、伊拉克的那种制裁，基本上是说，我禁止你进入美国的外汇储备系统。因此，你们的贸易关系将基本破裂。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对此能做些什么。

中国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从美国撤资，我要把我买的债券全部卖掉。那么问题是，这有可能吗？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答案是，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因为如果中国决定出售其所有的美国债券，会使美元的价值下降，会使其持有的资产的价值下降。所以中国将损失其外汇储备的一大部分价值，而这些外汇储备都是由美国持有的。

那么美国方面呢，如果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美国债券，对美国会有什么后果呢？后果就是美国的利率会飙升，因为美国的政府有巨额赤字，它通过出售票据和债券为其融资。

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那么美国政府就不是以1%或0.5%的利率借款，而最终要支付4%或5%的利息，因为基本上美国在财政上不可能为其政府赤字提供资金。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金融报复的“核选择权”，双方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因此，大多数人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这不是一个可能或合理的可能性。

海伦娜•科班：我明白您为什么称之为“核选择权”了。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相互保证的经济和金融破坏。所以，这点是绝对要避免的。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五个问题。您认为两国政府在经济层面上应该采取哪些短期和长期措施，以恢复一种更加合作互利的经济关系？如果可能的话，请看看您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措施。先请黄博士发言。

黄育川：非常感谢！我们在中美关系方面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双方对对方的看法都存在混乱。如果我在北京，事实上我也经常在北京，我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观察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我会问，美国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此困难？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我所说的美国的“三个选区”，首先是白宫的特朗普总统，他真的很关注贸易赤字，这也是他提出这些关税的原因，他想多买点，这才是他真正关心的。第二个就是我所说的美国商界，他们希望能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希望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自由化，实际上想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

我要指出，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因为如果中国真的实行自由化和改革，更多的美国公司到中国去，这实际上可能会导致更高的赤字。因为这些公司生产更多的产品，又出口到美国，中国会有更大的顺差，美国有更大的赤字。所以第一个选区，白宫、美国企业，他们的目标实际上不一定是互补的。因此就有了我所说的第三个，他们是外交政策安全人士，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他们。他们喜欢脱钩，担心中国会成为一个崛起的创新大国，他们想把这中美两个经济体分开。

我们来看看这个群体，他们的观点与美国商界截然相反。美国商界实际上希望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他们希望整合这两个经济体，但安全群体希望使这两个经济体脱钩。

这三个群体代表着美国的利益。在任何时候，他们的观点都可能不同。然而，中国也很困难，中国想要往前发展，成为一个更具创新性的经济体。中国想要真正发展，就必须要应对这场中美贸易战。

所以从实际意义上讲，下周就要举行美国大选了（本次对话时间为10月31日）。如果拜登获胜，他会有何不同？民主党对中国的看法也相当消极。所以实际上，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如果拜登赢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中美问题，因为拜登倾向于结成联盟，并通过讨论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比我今天所说的白宫混乱的脱钩方法更有成效。所以我认为民主党入主白宫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谈判空间。

什么是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讨论的这些问题的谈判好工具？事实上，有一个我称之为“双边投资条约”，这不是中美贸易战、贸易休战，这是一项双边投资条约，它将解决美国商界和其他一些人的许多担忧，他们认为中美两国经济实际上可以和睦相处，但还有一些政策问题需要解决。

在奥巴马总统时期，双边投资条约的协议其实已经很接近达成了。但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实际上把它放在了一边。现在这一进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因为欧洲也面临完全相同的情况。目前欧洲和美国之间正在谈判一项双边投资条约。现在这些条约，实际上解决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许多问题。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回应的准备，但需要有一个对话和讨论这个问题的手段。所以我想说，在欧洲、美国、中国之间就一些投资、外国技术、脱钩等问题进行合作讨论，可能是真正让关系回到正轨的最佳途径。我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

何伟文：谢谢。我认为我们当然应该，中国和美国都应该不遗余力地保持经济合作，甚至改善经济合作。然而，没有健康、稳定的政治关系，就很难有良好的经济关系。所以现在中国和美国，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许我们两国政府永远不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一致。那该怎么办？

首先，我强烈建议中美两国寻求和平共处。《联合国宪章》把各国主权平等放在首位，这意味着首先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应该尊重这一点。

其次，互不侵犯。美国和中国都不应该发动任何军事冲突，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

三是互不干涉内政。中国有很多内部事务，但美国总说这不好那不好。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美国是不利的，但这些都是中国的内政，与美国无关。

美国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谁能执政，谁能通过选举赢下白宫，我们不过问，永远不过问，不干预。还有一些国家实行君主制，我们不关心，因为那是他们的内政。所以，如果我们把中美关系建立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就能在合作和互利的领域里取得更好的发展。

在经济方面，我认为也要两面看。在地方和商业方面，这一层面的合作一直在进行，基本上没有中断。今年前7个月，美国企业在华新增投资企业860家，尽管白宫一直在大力推动脱钩，工商界的做法与白宫恰恰相反。

在政府方面，我非常同意黄博士的观点，我们应该寻求对话而不是对抗。因为中美两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里有着非常成熟的对话机制。我们有超过70个不同的小组进行对话，管控分歧，而合作将恢复这一局面。而关于技术转让和安全问题，我们应该先谈一谈这方面的重点。

所以我们要明确不同的目标。重要的途径是寻求缔结一项双边投资条约或协定，制定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指导方针和措施。就贸易而言，我强烈建议美国取消对中国征收额外关税。然后中国也将取消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三年里，关税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有效地遏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其实是美国进口商和纳税人支付了这笔钱，而不是政府。

在中国方面，我们应该努力开放市场，欢迎美国投资者，开放金融业，确保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能在平等的市场上公平竞争，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这必须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因此，这将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