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关系理解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生产关系，既包括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即马克思所谓“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更包括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机制。而现代经济运行机制，则包括生产劳动体系、商业流通体系、货币经营体系——这是为三卷《资本论》的研究表明了的，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仅是解决了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现代经济运行的复杂机制，如果没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流通管理机制和货币投资机制，仅仅靠改变所有制形式，就不能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而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能说是“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不能说我们学会了“自己过去不懂的东西”。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但这只是就所有制而言，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可以无限度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同样能够束缚和窒息生产力”。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表明：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的理解更全面了，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掌握更深入了，我们管理经济的能力空前提高了。

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理论有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考察社会变革，必须认识到：社会革命不仅仅是指阶级斗争，“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艺、文化、思想的革命，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这就使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含各种社会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以新的含义。”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社会革命，才能把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程看作一个整体，把我们前赴后继的奋斗，看作一个整体。从而用“社会革命”这个鲜明的主题，来统领我们的奋斗。

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实践有突破和创新

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在实践过程中，“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进行了深刻阐释与发展。他指出：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要清醒认识到：“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来看，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在总体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现状，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凡是条件成熟了的，都必须及时展开和尽快完成，凡是条件不成熟的，则要积极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了再进行。总之，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于此，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也在于此。”

党的十八以来，中央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动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实现这个任务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实践中“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并在实践中稳步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习近平同志文章的第四部分，讲了如何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的几个关系。文章指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这是《序言》提出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既要注意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更要高度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这一原理，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里，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是有鲜明针对性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文化”和“精神生活”有着特殊的含义。这种特殊含义，植根于德语中Kultur（文化）与Zivilisation（文明）的不同定义，在黑格尔那里，所谓“文明”，其实就是指英国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文明，而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文明”往往是指资产阶级的文明，而提出与“文明”不同的“文化”，这本身就指向对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新的人类发展道路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物质生活”变革的追求，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对“政治生活”变革的探索，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而对于“精神生活的变革”的求索，则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方向，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这篇文章的发表，距今已经11年了，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今天重读这篇文献，更加深刻地感到：其思想魅力和真理光芒，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