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过了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

张宇奇：孔丹同志最近提出：“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您看来，提出“中国学派”，是不是意味着：现有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发展历程？

韩毓海：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每个人，每日每时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但是，问题在于怎样解释、描述这个伟大的社会变革。

我们现在谈话的这个地方，曾经是清代成亲王府的一部分，1900年被八国联军焚毁了，对面的圆明园的命运也是如此。八国联军总共才有多少人呢？万把人就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可见，百年前的中国衰弱到了什么程度。

从我自己身边的事说起吧！最近，我到山东聊城看望父母，聊城这个地方，自大运河开通后，曾经非常繁荣，北京大学的两位前校长傅斯年、季羡林都是这个地方的人，傅斯年的祖上傅以渐，是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后来做了宰相。但是，1885年黄河在阳谷张秋镇冲断了运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这里沦为黄泛区，捻军、义和拳都是从这里起来的，鲁西从此兵匪交加，民不聊生。与文化有关的人物，就是清末聊城唐邑县出了个兴义学的乞丐武训。

新中国成立后，聊城开始了文化的复兴。这里有两个契机：一个是1970年的战备，当时要把高校从城市疏散下去；第二是1975年搞教育革命，解决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问题。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抓工作力度很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父母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聊城去办大学。

几千年来，中国教育资源都是从地方往上集中的。把教育资源下放，这可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在聊城这种地方办大学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我父亲40岁，他当然也不愿意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但是要准备打仗，加上党中央号召，说下去就下去了。就这样，我父亲他们这批人下去办学，在风沙里种树，吃的是盐碱水，教学楼都是工农兵学员自己盖起来的，硬是在这个当年黄土滚滚的不毛之地，办起了一所现代化大学——这就是今天的聊城大学。

改革开放以后，季羡林先生回家乡看到当地办成的大学。他感慨说：我们祖祖辈辈读书，就是为了离开这块穷地方，今天竟然能在这种地方办成大学，这种事，三皇五帝到今天，恐怕只有共产党和毛泽东才能想到、办到。

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三个传统：一个是汉代以来的太学，到宋代范仲淹、王安石以来，扩大为州学、县学，并与科举结合起来。再一个是戊戌变法之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北大、清华走在前面。

但是，还有一个传统往往被忽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办学传统。从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李大钊时期的北大，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大学、农业大学、石油大学以及人民大学等，也包括教育革命。因此，我们今天讲教育传统的时候，不能忽略后一个传统，而是要从这三个“学统”的融汇创新中，去理解我们的教育、文化复兴。

聊城这个地方的再一次重大变化，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受到影响，需要拉动经济增长。国家该往哪里投资呢？中央决定搞新农村建设，往三线、四线城市投资，向农村投资，包括建设高铁，建立国内的大流通体系，以形成和扩大内需市场。这在当时争论很大。因为几十年来都是资源向城市和沿海集中，这叫“孔雀东南飞”吗。中央决定改变投资布局，包括建立京九铁路。我过去从北京回聊城要坐一夜汽车，从那时起，我和广大革命老区的群众一起，终于坐上火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