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奇：孔丹同志提出“建立中国学派，正当其时”的意思是时机已经成熟了？

韩毓海：我个人理解，孔丹同志所说的：“建立中国学派，正当其时”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说法，而“正当其时”，意思就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赶紧干，而不能是在那里空说，不要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因此这也是在倡导一种学风，这种学风的核心，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孔丹同志多次讲过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汉代的河间献王把三代以来的经典加以整理，为的是从其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以解决当时的问题，这就叫实事求是。

孔丹同志还多次讲“实操”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习战争，仅靠熟读兵法是不行的。金一南同志有一个演讲，他说一个指挥官的关键能力在于懂军事技术，美国的陆军准将都必须是伞降的能手；如果说起理论头头是道，但不能开坦克开飞机、驾驶军舰，这样的指挥官就是危险的，是会打败仗的。

学问，是在克服和战胜危机的实践中形成的，甚至是在准备打仗和打仗之中形成的，孔丹同志常说自己是“偏师”，意思是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这支队伍是用来打仗的，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然，“打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意思是说要有打仗的意识、打仗的劲头；是说今天搞哲学社会科学，也要有当年搞“两弹一星”的那么一股气概；是说伟大事业，需要进行伟大斗争。柳宗元在《敌戒》里说：“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我们不要害怕危机，因为我们的道路就是在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中走出来的。说到自信，这就是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

张宇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

韩毓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理解改革开放，也就是坚持对改革开放，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这里，我推荐一篇经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题目是《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文章最初发表于1997年3月10日出刊的《福建论坛》杂志，作者是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

这篇文献，准确、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文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科学论断，在深刻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建设的伟大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

文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读习近平同志的这篇文章首先可以感到：他是“手把手”在教我们读经典。因此文章读来十分亲切。

马克思的这篇《序言》不长，却深刻揭示了他的心路历程，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序言》里概括、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总结果”，因此，《序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骼”——即基本原理。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科学命题和思想论断。比如，习近平同志指出：考察社会变革，要“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

而在此前，我们强调物质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时，往往忽略人类活动的“四个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而这种忽略，被习近平同志的文章纠正了。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的上述阐释，对我们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发展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五位一体”的发展观，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加注意人类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精神）的发展。

再比如，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因为正是这一原理决定了，能否自觉清醒意识到、及时准确把握住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规律，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我国近代的落伍，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没有自觉、清醒、深刻地意识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生产方式变革这个客观历史进程。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事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大势，并牢牢把握住变革的方向，因此做到了“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深刻回答了：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行的，也是对《序言》原理的突破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