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最近小二十年来说，我们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长江抗洪、美国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非典疫情、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南海危机等等，真是多难兴邦啊！而我更亲眼目睹了，昔日贫困落后的鲁西聊城，一举变成了一座融合古今的现代化小城。今天的聊城是全国卫生城市，著名的江北水城、花园城市。我小学、中学时代的同学，大都去欧洲、日本、韩国走过，他们说，走遍世界，哪里都没有咱聊城好，没有咱中国好。

当我坐在聊城环城湖森林公园里与“发小”们叙旧时，我们背后是明代的光岳楼，对面是灯火璀璨的明珠般的现代化城市，远处音乐悠扬，那是老百姓在湖边跳舞、健身。我感慨万千：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乱、贫困、逃难、动乱和流离失所，我们中国普通的老百姓，终于安居乐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真正安下来了，中国人的心平和了，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而且在基层实现了太平。

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像聊城这样的三线、四线城市，从我的学生担任乡党委书记的宁夏吴忠，到闽西的古田，我看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听到了他们的心声，“谯鼓三声报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太平天下，连午后的阳光也是安宁的”——这是张爱玲在战乱时代的梦，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梦，如今，这个梦变成了现实。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这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那么，如此伟大的成就，究竟是怎么取得的呢？

我认为：伟大成就，就是在抗击和战胜历次重大危机的革命与改革中取得的，是在直面问题和挑战，以大无畏的气概，去克服、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的过程中取得的。正是在克服重大危机、乃至在“准备打仗”的过程中，我们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如果不能战胜困难，解决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同样的，如果做学问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学问，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性。

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头说，社会主义运动是反围剿，即反“神圣同盟”的围剿。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突围，长征就是一次伟大的突围。新中国成立后，从美苏两霸的包围中突破出来；改革开放，也是从教条主义和西方封锁中突破出来。我很喜欢李白的《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不是盛唐，胜似盛唐。多么慷慨，何等壮阔啊！

近代以来，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像我们这样遭遇到如此重大的危机，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新中国这样，克服和战胜了如此重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搬用西方那套学问来指导中国实践，恐怕早就一败涂地了，哪有今天的伟大复兴。

亲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波澜壮阔历程，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解释不了这个奇迹，解释不了这个伟大复兴的历程。如果我们硬用那一套话语来解释的话，恐怕中国老百姓首先便不信服、不买账，用这套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与我的父亲母亲都谈不拢，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感受完全不符合。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靠敲锣打鼓不能实现伟大复兴”——我觉得用这两句话，来解释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消长，解释中国与西方力量的消长，恐怕是最合适的。这两句话，也许胜过许多高大上的理论和学说。

“中国学派”产生的根本依据

张宇奇：“中国学派”产生的依据是什么？“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韩毓海：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总书记的讲话真是如雷贯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地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板，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①我想，总书记的这一经典论断，也就是“中国学派”产生的根本依据。

中国学派，立足于“中国特色”。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我想，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伟大的社会变革。所以，“中国特色”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指中国道路的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

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践问题”②。总书记引用了毛泽东1944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什么是原创性、主体性？这就是说：只有以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自己的奋斗经历，作为我们研究和思考的起点，才能形成有我们自身特质的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这就叫“原创性”。只有形成了原创性的知识，在世界上，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形成知识和思想的优势。这才叫学术的“主体性”。

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的核心，“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而这里的关键，就是问题意识，就是立足我们自己的奋斗历程，研究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在实践中破解这些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过几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延安整风；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

五四运动是有功绩的，但是，在我们党诞生之前，五四运动并没有明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五四的先驱者只是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方面，有着“态度的同一性”，所以鲁迅所说的五四“阵线的瓦解”（有人高升、有人退隐，有人彷徨，有人继续前进）是必然的。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地总结历史，实现统一思想，延安整风乃是第一次。当时，毛主席明确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要改进学风、党风、文风。

今天，我们就像当年在延安时代一样，正面临着全面总结历史，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任务，面临着“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任务，而学风的问题、文风的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