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之二，“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后的几个月，顿巴斯伤亡人数并没有下降。这使泽连斯基更加难以辩解。按照2019年年底诺曼底峰会规定，乌克兰军队需在接触线的三个地点避免交战方之间的接触，但分离主义者继续严重阻碍欧安组织特别监察团对停火协议的监督；同时，又有许多关于基辅政权控制地区之外重武器移动的报告。按理，乌克兰实现对其与俄罗斯交界边境地区的控制，对于“两共和国”地区的非军事化意义重大。这是该地区重新一体化的关键前提。然而，即使乌克兰重新控制边界，俄罗斯军事人员和武器在顿巴斯也已经是实际存在，而这直接威胁到2020年秋天这一地区关键性选举的自由与公正。

依据之三，泽连斯基的言论表达出对和平的希望与抱负，但难以实现。这不仅因为其计划基本上与俄罗斯的方案分道扬镳，而且因为2019年12月的“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既暴露了乌克兰的虚弱地位，也说明了俄罗斯方案的影响增长，特别是当英美都未参与峰会，与俄更为接近的两个大陆国家中，德国已因长久的冲突感到疲劳，法国则希望更多地适应俄罗斯偏好。在这两位学者看来，“普京更有能力发掘机会：运用他所熟悉的非正式的个人接触，寻求与陷入困境的伙伴达成政治共识，达成短暂的不透明、非稳定，更不基于法制的解决方案。‘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已经证明，坐下来与普京对话并不是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这也是泽连斯基已多次表达的想法”。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不仅政策目标从来没变，而且积累了一批处理前苏联国家内部建构的专家。相比之下，泽连斯基团队是一个短期的组合，恰恰没有应对长期风险的经验。

总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两位专家的结论是：泽连斯基“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将人道主义置于国家安全考虑之上；但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落入俄罗斯的“陷阱”——俄罗斯并不那么依赖庞大的军事力量，而是以逐渐控制乌克兰的未来作为其最终目标。

12月9日，在法国巴黎，（从左到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第四种情况：大转型。学者安德烈·茨冈科夫（Andrei Czgangkev）更为雄辩地提出了他对乌克兰问题前景的看法。[12]在他看来，乌克兰问题已成为向新世界秩序过渡阶段的一个国际系统性问题。它包含了几乎所有俄罗斯——体现正在崛起的非西方世界利益——与企图继续主导世界的西方之间的主要矛盾。

茨冈科夫提出，“2019年底诺曼底峰会表明，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在下降，但是新的撤军和交换囚犯的可能性也在下降。本次峰会不太可能改变现状，走向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路还很长（也即，按照摩尔多瓦方式解决乌克兰国内政治建构）。乌克兰经过1991年全民公决，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通过牺牲俄罗斯的方法）走向没有俄罗斯的欧洲，而今天这条道路，却变成在反俄罗斯的思想基础上走向欧洲。这样的乌克兰，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式的全球主义者所需要的。最近，德国和法国谈到其改变了对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的态度，强调了俄罗斯立场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准备行动。因此，德法还算不上是最为重要的玩家。他们的立场，至少暂时可以被忽略。参与诺曼底峰会的每一方，还仅是和平过渡阶段的‘人质’，他们并不能提出任何解决顿巴斯冲突的具体建议。……美国太为重要，以至于竟被人们所忽视。就像房间里有一头大象，人们连挤都挤不进来，以至于尽管想亲眼看见这头大象，却总不能如愿。”

茨冈科夫对美国乌克兰裔专家亚历山大·摩托尔（Alexander Motle）最新提出的观点——基辅完全放弃顿巴斯是必要的——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美国主流精英的态度要微妙得多。在具有可解决前景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程度的冲突；使顿巴斯仍留在乌克兰版图内，这对于维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控制乌克兰，并显示美国作为国际法捍卫者的形象，都会有好处。华盛顿充分了解乌克兰问题对于欧洲的影响程度，绝不会听任在不利于美国的前提下解决顿巴斯冲突”。

茨冈科夫非常清楚地看到，“法国和德国作为制裁政策的‘人质’，不准备实施独立于美国的安全政策，也无法发挥强大的作用。欧洲可以作为独立的调停人，有助于解决或冻结冲突，就像在诺曼底峰会的表现。然而，欧洲所有企图独立地解决俄罗斯问题的方法都是徒劳的”。

茨冈科夫也非常理性地表达出他对俄罗斯立场的理解，“对于普京而言，除坚持明斯克协议，他一无所有。然而，普京明白，不可能在现阶段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状态下，解决乌克兰问题。克里米亚回归并不是俄罗斯为新世界秩序斗争的开始，但乌克兰问题一直是其与西方竞争的动因与赌注。俄罗斯是自己大国地位政策的‘人质’，但是它有能力在西方压力下捍卫自己的价值和利益。反对北约东扩，与欧洲合作，抵制乌克兰对其压力，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心目中保护自己的大国威望，这几方面都是一致的。因此，俄罗斯将会坚持自己的立场，等待解决问题的国际条件成熟”。

茨冈科夫的总结是：“这一恶性循环并没有解决，乌克兰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这里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和平过渡时期的所有矛盾。解决乌克兰问题，首先，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换言之，在茨冈科夫看来，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局势的“人质”，唯有当整个世界局势有了实质性改变之时，才是乌克兰危机找到出路之时。

笔者赞成这样的宏阔视野和深刻思辨，但需补充的一句话是：世界局势的转换，同样首先需要在乌克兰问题之中，才能取得突破。

若干启示

乌克兰危机反映出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看待危机与世界秩序的相互关系问题。大体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如茨冈科夫所言，听任危机发展到国际力量对比逆转、国际转型发生根本转折的时候，以待一并解决。第二种，等不及力量对比逆转、国际转型根本转折的到来，已急于利用危机取得优胜。实际上，以乌克兰危机当前局面而言，这种立场既有巨大风险，也无实际可能。第三种，以积极理性的态度处理危机，旨在推动国际转型进程的良性与稳健。

鉴于当前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以及若干国家内部政治危机——的不确定与难以把握的前景，显然，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冒进，以及听任事态摆布的无所作为，都不可取，唯有理性调解处理危机，才可能为国际转型的稳妥行进创造条件。

最后，从危机本身来看，乌克兰危机并非是一场简单的地区危机，而是当代信息社会条件之下，包含着国家政治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区域与全球治理模式、大国间相互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一场综合性危机。可以认为，这是当前全球总体性危机的一次重要预演。因此，这场危机不能以简单的地区危机处理办法草草应对，而必定是需要一个包含各方利益与意愿，统摄各个领域复杂需求与可能的总体性解决方案，才可能找到出路。然而，对此，各方未必都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

注释

[1]［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2] “外媒：乌克兰希望尽快成为欧洲‘联系国’”，https://world.cankaoxiaoxi.com/2014/0609/398268.shtml。

[3] [5]Jonathan Masters, "Ukraine: Conflict at Crossroads of Europea and Russi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ukraineconflict-crossroads-europe-and-russia, 2020-02-05.

[4]2019年12月，笔者在清华大学国际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国际会议上与卡拉加诺夫的对话。

[6]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о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Том 16 No.2-3 Март -Июнь 2018. С, 170-181.

[ 7 ] [ 8 ] [ 9 ] Vl a d My k h n e n ko, " C au s e s an d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Eastern Ukraine:An Ecoonomic Geography Perspective", Europe-Asia Studies, Vol.72, No.3, 2020, pp. 528-560.

[ 1 0 ] L i l i a S h e v t s ov a , " Ru s s i a ' s U k r a i n e Obs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31,No.1, 2020,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russiasukraine-obsession/.

[11] Kataryna Wolczuk and Haana Shelest, "Could Zelenskyy's Strategy for Donbas Lead Ukraine Intoa Kremlin Trap?",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ould-zelenskyy-s-strategy-donbaslead-ukraine-kremlin-trap, 2020-02-24.

[12] н д р е й Ц ы г а н к о в , “ Н о р м а н д с к и е заложники: Украина как систе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ormandskie-zalozhniki-ukraina/, 2019-12-12.

【本文已收录于作者新书《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