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情况：大悬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莫斯科卡内基中心资深研究员舍夫绍娃（Lilia Shevtsova）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人士。在舍夫绍娃看来，鉴于欧美、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三方面，无论从主观意志还是客观力量而言，均没有进入合力解决问题的状态，因此终结危机的努力属于“空转”。[10]其理由如下：

首先，西方对乌克兰问题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和文明挑战毫无准备。“俄罗斯通过在东部地区的战争升级，成功地迫使西方作出让步”。“俄罗斯让乌克兰变得不可治理的决心，看来要大于西方帮助乌克兰走向欧洲的决心”，而“乌克兰综合症”已经开始削弱西方的决心。因为对于西方而言，在战争条件下改造乌克兰的计划，比最初预想的要复杂得多。舍夫绍娃指出：“西方本来一直寄希望通过北约与欧盟保障西方的利益，然而，乌克兰危机暴露其根本缺陷。首先，西方不知道如何处理战争与和平界限不明确情况下的冲突：一方面保有大量经济贸易活动，但另一方面处于冲突状态；其次，西方也不知道如何把握打击俄罗斯的分寸：既要孤立俄罗斯，但又怕激发俄罗斯的反抗本能。西方还没有作好维护乌克兰主权的准备。”因此，“西方正在寻求妥协方案”。

其次，从乌克兰方面看，舍夫绍娃认为，一方面，乌克兰已在稳定宏观经济、推进公共部门的透明化、改革能源和银行部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也使乌克兰看到自己作为“欧洲国家”的前景。同时，乌克兰挑战了其根深蒂固的腐败和寻租。2019年6月，相关调查显示，60.5%的乌克兰人“相信胜利”和乌克兰改革的成功；45%的乌克兰人准备为了自由和公民权利忍受经济困难；也有28%的人准备用自己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交换”物质福利。为了结束战争，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妥协——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大约66%的乌克兰人反对在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顿巴斯地区按照其设定的条件举行地方选举；62%的人反对对那些曾经与乌克兰作战的人实行大赦；58%的人反对在被占领地区建立仅有“地方代表”组成的地方司法和执法机构；仅12%的人支持分离主义分子控制地区实行自治。这意味着乌克兰人反对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实现和平。

2016年1月1日，欧乌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图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与此同时，舍夫绍娃指出，乌克兰从一开始就面临实现自己目的的结构性障碍。脱离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十分困难，这意味着改写历史，抛弃很多共同的精神、习惯与特征。这也必然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应。此外，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包括腐败、寡头、产业结构，以及新的领导阶层缺乏经验，使得乌克兰的转型进程远比其他中东欧国家困难。

例如，与其他国家“入盟”相比，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更加困难。欧盟虽然支持，但依然回避承诺。有利条件是，人民公仆党是乌克兰历史上第一个一党获得立法多数地位的政党，这赋予泽连斯基独特而有力的条件来推进改革和加强主权建设。2019年10月1日，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同意采用“施泰因迈尔模式”——2016年由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提出——作为启动和平进程的手段。根据这一计划，由欧安组织在分离的“两共和国”监督举行选举，在投票后赋予其“特殊地位”。然而，泽连斯基的声明在乌克兰遭到严厉批评，被斥责为“投降”。对此，泽连斯基辩护说，他所说的地方选举仅是在下述条件之下：其一，俄罗斯军事人员离开；其二，乌克兰恢复对俄乌边境控制；其三，选举将按照乌克兰法律进行。然而，泽连斯基的声明仍然有很多模糊之处。

舍夫绍娃的结论是：“看来，至少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倒是巴黎、柏林和华盛顿准备对泽连斯基施压，让他接受一个比较有利于俄罗斯的方案。总之，改革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国内障碍，乌克兰精英迄今仍然未显示出摧毁寡头政治和腐败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显然，如果乌克兰革命陷入停滞，不仅因其精英缺乏战略思考能力，还因为西方未能支持乌克兰的亲欧路线。”

再次，从俄罗斯方面看，舍夫绍娃提出：“莫斯科始终拒绝将乌克兰看成是独立国家，继续着破坏乌克兰国家建构的企图。因为，失去基辅罗斯，俄罗斯将重写自己的历史；而对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而言，乌克兰的独立也是无情的挑战。”因此，舍夫绍娃尖锐地指出：“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失败，等于自杀。因此，乌克兰已成为俄罗斯对西方文明的战场。”相形之下，她认为，“2014年基辛格倒是曾直言不讳地劝说西方，应该让乌克兰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认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制裁可谓‘愚蠢’。在乌克兰战争最初阶段，在芬兰政府、一个美国基金会、一个俄罗斯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背景下）主张把乌克兰芬兰化”。

舍夫绍娃认为，这一举动“大大加强了俄罗斯最严重的本能，即不把乌克兰看成是一个独立国家”。她断言：“西方缺乏在不向俄罗斯大幅度让步的条件下帮助乌克兰实现意愿的能力和意志。其一，作为侵略者的俄罗斯被看成和平的中间人；其二，俄罗斯似被认为有权干预乌克兰内部事务；其三，西方认为制裁和外交将促进一个政治解决方法的出现，进而恢复欧洲安全现状。这被证明是一个幻觉。相反，俄罗斯通过加大赌注，虚张声势和攫取战术优势，显示了向民主国家施压的能力。”最后，舍夫绍娃的结论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解决仍空悬纸上，乌克兰依然是前程艰难”。

第三种情况：大陷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卡特里娜·沃尔楚克（Kataryna Wolczuk）与汉娜·谢勒斯特（Haana Shelest）两位学者于2020年5月提出了对于乌克兰前景的观点。[11]她们认为：泽连斯基总统2019年参选所表达出的一个核心信息，是对于顿巴斯这一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和平关切。泽连斯基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停火能够得到尊重，所有乌克兰战俘能够回到家园，那么和平就会实现。然而，从他执政后9个月，以及其参加“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后几个月的情况看，泽连斯基的做法有可能最终落入俄罗斯的“陷阱”。

这两位学者此论的依据之一，是泽连斯基的目标和策略与其前任波罗申科不同。波罗申科把安全议程作为任何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提出“没有安全保障就没有选举”（指东部地区的选举）。泽连斯基则与之相反，努力避免指名道姓地把俄罗斯称为“侵略者”，专注于人道主义事务，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寻求妥协。波罗申科聚焦于重新恢复对边界的监督，分离主义者控制领土的非军事化，以及通过国际法庭寻求对“俄罗斯侵略”的补偿；而泽连斯基正企图通过包含一系列较小步骤，但没有明确表明总体目标的试探，以摸清俄罗斯的真实意图。然而，泽连斯基的做法引发了社会不安，引发了包括各大城市“不投降运动”的街头游行。这迫使泽连斯基团队不得不重新确认若干不会逾越的“红线”，承诺“不以领土和人民作为交换”。但是，在实际上，乌克兰未来与欧盟关系、未来北约成员国地位、语言政策，以及“顿巴斯”特殊地位等问题都还远没有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