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事件后，欧洲追随美国参与对俄制裁，这既是美国施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因欧盟自身也面临舆论转向“大西洋化”的压力，所以强化对俄立场有源可寻。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立场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德国愈来愈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中生代政治精英逐渐对俄罗斯国内政治保守化趋势不满；在克里米亚事件、马航事件等的催化之下，德俄关系迅速恶化，成为这一波美欧趋于联手的重要背景。

乌克兰同欧盟联系国协定已于2017年9月正式生效。此前波罗申科曾提出，将迅速采取行动，与欧盟签署政治和经济协议。然而，时任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却强调，“当波罗申科说出联系协议是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第一步时，我同我们的欧洲伙伴对此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这很清楚”。[2]法比尤斯这里所说的“大部分人”是指不赞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大多数欧盟国家，首先指德国和法国等“老欧洲”国家，他们不但担心乌克兰的加入会过多刺激俄罗斯，而且更担心欧盟现在的内部问题堆积如山，而一旦发展水平和治理状况远不乐观的乌克兰加入，势必会引发更多麻烦，还会大大削弱欧盟的决策能力。

相比之下，欧盟的新成员国则态度迥异，以与乌克兰互为邻国，贸易关系密切的波兰为例，如果乌克兰能够“入盟”，则有利于波兰市场扩张和经济能力提升，加之美国对其的特殊影响力，力挺乌克兰“入盟”自然成为波兰国策。然而，至少在目前情况下，乌克兰“入盟”还得由“老欧洲”的多数成员国加以定夺。

就欧盟而言，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俄罗斯、欧盟与乌克兰的能源关系。虽然欧盟已经帮助乌克兰向俄罗斯支付了大量天然气欠款，但这只是所有欠款的一小部分。同时，连续多次三边能源对话，也远没有解决关键的天然气价格问题，欧盟还不得不承受更多来自俄罗斯的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在建设期间一直遭到来自美国的反对与阻挠，拜登上台后虽稍有松动，但仍对俄罗斯继续施压，而德美在落实“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协议方面也仍存变数。在其他地区事务上，无论是伊朗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还是面对叙利亚危机，欧盟都只能与俄罗斯打交道，而完全没有乌克兰可以参与的空间。

北溪-2管线 图自德媒

乌克兰危机后，一个变化趋势是欧盟国家开始反思“东部伙伴计划”。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对排他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重新有所认识，认为这样一种排他式的安排，至少导致了乌克兰问题的冲突激化。学界和舆论则比官方立场更进一步，法德两国民意对于乌克兰冲突的态度，经常远比官方更为中立。同时，特朗普执政之后，不仅在北约军费开支问题上对欧洲盟友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压，而且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上蛮横地直接向默克尔施压，因此促使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主要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以欧洲方式——比如 “诺曼底模式 ”或 “明斯克模式”，来寻求危机的解决之道。

其次，从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政策目标及其实施状况来看，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美欧一致推进的政策领域。这些政策是基于美欧近似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美国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于1994年初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提出，一个健康稳定的乌克兰是制衡俄罗斯的关键力量，此为他所倡导的冷战后美国新大国战略的核心立场。他写道：“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帝国，但一旦乌克兰被征服，俄罗斯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帝国，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文章发表后，美国、英国和俄罗斯通过《布达佩斯宣言》，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换取乌克兰成为一个无核国家。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欧共同致力于恢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并鼓励俄罗斯通过明斯克协议解决顿巴斯冲突。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采取了报复性行动。多年来，华盛顿对数百名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的一些经济部门实施了制裁，涉及国防、能源和金融等领域。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也对俄罗斯实施了类似的惩罚措施。

2015年2月11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左一）、法国总统奥朗德（前左二）、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右二）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前右一）就乌克兰危机举行会谈。图片来自新华社/法新

第二，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美欧各有侧重。在法德斡旋和参与下，俄乌两国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签署了《明斯克议定书》、《履行明斯克协议综合措施》（新明斯克协议）。协议要求乌克兰政府与乌东民间武装停火，撤出重型武器，乌克兰控制其与俄罗斯的边境，并允许其中某些地区举行地方选举且给予其特别政治地位。美国对此表示支持。

然而，对美国而言，乌克兰是其对外援助首选目的地，美国平均每年向其提供2亿多美元援助，且为回应俄罗斯的干预，华盛顿加强了对乌克兰政府的支持，每年提供6亿多美元的发展安全援助。美国军方为乌克兰提供训练和装备，包括狙击步枪、手榴弹、发射装置、夜视设备、雷达和反坦克导弹。北约每年与乌克兰举行联合演习，包括“海风”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和快速“三叉戟”多国军演等。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尽管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但是其通过宪法确认了最终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的目标。可见，在乌克兰与对俄政策问题上，一定程度而言，美欧双方有“红脸”与“白脸”之分。

第三，美国与欧盟在对乌克兰政策目标上有着明显的背离之处。其一，2020年6月，疫情平稳后，特朗普曾有意重启八国集团（简称G8），因在乌克兰危机中七国集团（简称G7）曾无限期地将俄罗斯从其中除名。然而，当特朗普企图邀请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不光欧盟国家反对，连俄罗斯自己也表示异议。其二，美国对俄欧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施加了很大压力，特朗普称该项目将会赋予俄罗斯更大政治影响力。2019年年末，华盛顿对参与管道建设的公司实施制裁。美欧间的这一分歧深刻影响美欧传统关系。其三，美欧的国内政治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不同。近年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围绕特朗普是否曾利用乌克兰问题打击竞选对手拜登展开了激烈争论；而欧洲总体而言，并没有这样毫无节制的国内纷争以影响重大外交决策。

总之，美国对俄罗斯态度总体强硬，但时有变化；欧盟意欲独立应对，但掣肘过多；俄罗斯不愿让渡红线，有其深层考量。三者不同态度的背后，乃是美国依然握有超越所有“玩家”的强权在手，而欧洲靠的是组织与协调这套“软功夫”以“尽地主之谊”，俄罗斯则犹如被逼到墙角的困兽，但仍有以牙还牙、持续博弈的强劲能力。因此，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状态，不光出于意识形态，还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缘政治的抗争，更有各方面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抵充与交合关系的影响。即使在局部问题上，或者在短时期内各方关系会有所调整，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抗争状态似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