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国内格局难以出现转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七八年来，形势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根据皮尤民调结果（表1）显示，乌克兰民众近年来愈发亲近欧美，但同时对俄罗斯态度大幅疏远，此情况不利于任何可能的妥协。即使近年来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有所回升，也远远没有达到危机之前的亲西方与亲俄民意两者旗鼓相当的水平。因此，从近期看，并没有任何使各方妥协以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

俄罗斯面临持续挑战，但依然有强劲的抗衡能力。无论是持有何种立场，也无论做怎样反思，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总体而言具有强劲而持续的抗衡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现任主席费奥多·卢基扬诺夫在2014年乌克兰大选1周后，曾明确表达以下意见：第一，此次大选为未来的政治对话作了重要铺设，虽然合法性还存在问题，但是俄罗斯愿意接受。第二，这场独立广场运动以原先政治系统的崩溃，以及领土的丢失为代价，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政治领袖，也没有出现任何政治精英。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颠覆，但是原先的寡头却照样存在。第三，乌克兰东部地区是不能被轻视的，基辅必须寻找合适的方式与之对话，并重组其间的权力与利益。

第四，目前基辅和顿涅茨克都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波罗申科需要与原来乌克兰过渡政府划清界限，停止“反恐斗争”；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分裂口号也无法维持更久。第五，乌克兰选民——在失去150万克里米亚选民之后——依然向往西方，这是俄罗斯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如果乌克兰政治系统重蹈覆辙，则国内必定动乱不已。第六，俄罗斯显然并不准备对东部地区的局势承担更多责任；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东部地区的行动难以持久。

第七，乌克兰周围地区必须是有保障的中立化，同时，东南部有必要转化成建设性的亲俄力量，成为乌克兰政治结构中有影响力的角色。第八，在所有相关方的参与之下，推进乌克兰内部的非中央集权化。没有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因此俄罗斯应成为相关协议中的主要一方。第九，按照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代顿协议”框架构建乌克兰国内政治构架。第十，莫斯科应当向欧美提供认真研究过的方案，西方也应该相应地接受妥协、实行和解。如果说卢基扬诺夫的观点代表着一个较为具有建设性的妥协方案的话，那么，俄罗斯军方立场则是要更为强硬地力争确保底线。俄罗斯的决策会在以上述两者为端点的区间中摆动。

1995年11月21日，南联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三国在美国签订了《波黑和平框架协议》，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代顿波黑和平协议”。

从目标和结果角度看，可以分近期和长期对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情况进行探讨。

近期看，俄罗斯为何在乌克兰问题上与同文同宗的兄弟邻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发生对峙？对此，连西方学者看法也不一致。有学者强调北约东扩是其根源，因俄罗斯视此为红线。2008年北约峰会后几个星期，普京警告美国外交官，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被视为敌对俄罗斯的行为”。几周后发生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干预乌克兰的最大原因，是普京担心在国内失去控制。特别是在2011年末俄罗斯国内大规模抗议运动之后，普京选择干预乌克兰。事实证明，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受到国内普遍支持，很长一个时期普京国内支持率都超过80%。[3]一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若干年，其支持率还基本保持在60%以上。[4]因此，从俄罗斯近期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说，无论是顶住北约东扩，还是保持国内稳定，都已经得到相当程度上的实现。

从长期战略目标角度看，评价并不一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教授、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创始人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从乌克兰危机一爆发，到最近与苏斯洛夫教授联合发表有关俄罗斯外交战略新思想重要文章，都非常明确地表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杰拉德·托尔（Gerard Toal）认为，“让俄罗斯恢复欧亚大陆北部大国的地位，一直是普京的目的”，其“最终目标不是重建苏联，而是让俄罗斯再次强大起来”。因为，俄罗斯通过控制克里米亚，可以巩固其在黑海地区关键地带的力量。随着俄罗斯拥有更多影响力，便可以将影响投射到地中海、中东、北非，而传统上，俄罗斯在这些地区能力有限。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正在加强与另外一个黑海大国土耳其的军事与能源关系。可见，托尔与卡拉加诺夫观点较为接近。[5]

但是，前文提到的费奥多·卢基扬诺夫的观点却认为，由于在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技术官僚式的实用主义立场和缺乏远见，以及极其薄弱的价值观基础，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政治是失败的。从1990年以来，俄罗斯几乎一成不变地被解决短期波动性变化的那种必要性所引导，而并没有达到任何长期目标中的一个——无论是地缘政治目标、经济目标、还是文化或人文主义的目标。”[6]

争议地带存在诸多困境。首先，乌克兰危机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东部地区战争中俄罗斯与乌克兰炮兵部队的伤亡人数占该场战争伤亡总数的85%，远高于世界大战的记录。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多数火炮系统是区域火力而不是精确火力，并且许多交战发生在距离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10～15公里的区域，因此交战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

数据显示，2014年4月14日到2019年2月15日，乌克兰东部战争伤亡人数达4万到4万3千人，约12800～13000人丧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19年报告）。截至2016年7月4日，乌克兰境内正式流离失所者达1,790,267人；同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难民人数超过150万人；欧洲境内流离失所人口中85%是乌克兰人（按照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统计）。截至2017年，顿巴斯地区居民中的200～300万人留在了非政府控制地区，其正式名称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省的独立地区”；大约60万人被困在所谓“灰色地带”，即457公里前线两侧各5公里长的地带；大多数人住在地下室和临时掩体中，没有水、暖气、电力，也无法获得医疗、商店、工作或社会服务，面临严重营养不良和缺乏基本食物的威胁（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报告）。

战争对交战地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当地数万家企业被迫关闭，抢劫、走私等犯罪层出不穷，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顿巴斯地区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地雷污染区，其面积约16000平方公里（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报告）。[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