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江村经济》最后一章“中国的土地问题”中明确指出：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应该说，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乡村工业化，这是正确的观点。但这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内并未被主流意见所认可。而费孝通始终坚守这一观点，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57年3月，在当时国内政治气候下，费孝通以既兴奋又轻松的笔触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直对费孝通颇为欣赏并很友好的毛泽东看到此文后，不太高兴。毛泽东曾当面批评他说，你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不必写这类文章。费孝通当场表示要像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深入农村和基层搞调查研究。

是年4月末至5月中旬，费孝通回到了阔别21年的开弦弓村。他还带来了一个七、八个人组成的调研小组，住在村里20多天，认真细致地对开弦弓村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他写下了《重访江村》并于当月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费孝通第二次来到开弦弓村调研

费孝通重访开弦弓村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于21年前的首访。再次来到开弦弓村还来不及体验故地重游的情愫，费孝通就被带入了现实的场景当中。《重访江村》开始部分记录下了刚刚进村的一幕：

见到乡亲们“拉着手不肯放。说什么好呢？问大家生活吧：‘日子过得可好？’许多老婆婆抢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说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刚见面就讲这个，改天再谈吧。’”

粮食，这个主题词在重访江村第一时间便深深印入费孝通脑海。令费孝通疑惑的是，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中国已经建立，已经实行了土改，农村甚至已经实行了合作化，而在开弦弓村“粮食”怎么居然还成了问题？！

这次来村小住，村里特意安排我到当年费孝通重访开弦弓村住过的周荣根老师家搭伙吃饭。在周家我们谈到了许多往事。当年费孝通一行工作起来可谓废寝忘食。现在房子已不是当年的了，但在我们每日吃饭圆桌旁有一张窄窄的老式条桌，那就是费孝通在周家时用过的。周老师说他父亲曾告诉他，费孝通带来了一台手摇计算机，每天放在条桌上计算村里经济及村民收入的各种数据。

重访开弦弓村，费孝通的主要发现是，虽然解放后实行土改和实行了合作化，虽然稻米产量比21年前有了很大增加，但开弦弓村人均收入并没有增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21年前。稻米产量增加了，但村民们甚至吃不饱。一个沉重的事实是：土改、合作化果真没有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没有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弦弓村的现实情况，证实了早年费孝通博士论文里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一丝高兴，他被深深触动和震撼了。

耿直的费孝通本着真正学者的道德操守，把重访江村的调研发现如实写出并公开发表了。他当时也明白这些观点可能有些“政治不正确”。为此，在《重访江村》的开头，他做了好多铺垫，预设了前提，试图为其观点提供某种保护。那夜，我坐在“驻村教授工作室”里翻看《重访江村》这一段时，不禁哑然失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此时距离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已经不足几周时间了！费孝通颇有点“顶风作案”的味道。果然，《重访江村》刚一发表旋即引起高层震怒。很快从北京来一个调研组进驻开弦弓村，其中一部分人就住在费孝通住过的周家，他们对费孝通来了个反调查，意在证明费孝通反映假情况，蒙蔽视听。费孝通顿感大事不妙但为时已晚，是年9月费孝通被妥妥地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艰辛的蹉跎岁月。

从1936年到1957年，从1957年到1978年，各是二十一年。可以说，这两个二十一年是费孝通一生及学术生涯的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二十一年里，费孝通提出了平生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并被证实。第二个二十一年是费孝通沉默隐忍的二十一年。

与此同时，整个国家也走了弯路，吃了大亏。惨痛的教训终于让中国人民在眼泪中明白了是与非，这其中也包括费孝通告诉过大家的道理。而在那二十一年的艰辛岁月里，费孝通用他的沉默与隐忍坚持着他的观点。二十一年后他的坚守为真理增添了光辉，他的忍辱负重增强了真理的说服力。

费孝通（资料图/新华社）

作为政治学者，对于费孝通我还有个看法。

重复一下我对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认知，关于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学说和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他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如果非要从所谓学科上划分，费孝通这两大学说，前者属于社会学，而后者则应该属于政治学。但费孝通一概被称为社会学家。

我想这与费孝通在英国学习时的专业和后来工作所属的学科范围以及他的门生弟子大多是社会学专业出身有关。但我本人认为，费孝通对中国政治学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贡献远远超越了社会学的学术范围，甚至远不止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