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富坤是开弦弓村的一个奇人。他多年研究费孝通并运用其方法继续研究苏南农村的社会变迁。社会学界一些学者称他为“农民社会学家”。姚富坤在研究费孝通早年生涯和学术经历时说过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确实很有见地。费孝通本人似乎也持这样看法，他在《江村经济》著者前言中写道：“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偶然因素促成的。”

事物发生发展总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费孝通学术成就的取得，其偶然性是大瑶山遇难，这是他人生一大转折，而必然性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弦弓村。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开弦弓村的休养和调研，费孝通很可能会沿着他原来生活和学术轨迹成为一位人类学家。提出“人地矛盾”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是费孝通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而这正是来自于他对开弦弓村经济社会情况的现地考察和归纳总结。

1982年，费孝通在吴江

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东岸，费孝通称之为“水乡深处”。这里正好是苏南自然条件最为优越、最为富庶的地方，但同时又是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

自宋代即有“湖苏熟，天下足”之说，但到了明清此说悄然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明清两季，洞庭湖流域以及广东已经取代了太湖流域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地。明嘉靖朝，权臣严嵩主张将江浙一半农田改为桑田，嘉靖帝不放心地问：如果将大量农田改为桑田，农民吃饭怎么办？严嵩答：现在每年外省都要给江浙调拨粮食100万石；增加了桑田后，继续再增调粮食即可。

为什么江南鱼米之乡到明清之时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了呢？并非粮食少了而是人口增加。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记载，1935年开弦弓村人口为1458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1980人。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当时人口密度已居全国前列的江苏省人口总密度为每平方英里896人。也就是说，开弦弓村人口密度是江苏省人口总密度一倍以上。1936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考察时看到，在如此得天独厚的富庶之地，村民们生活却是困难重重，勉强温饱。费孝通由此领悟：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农民收入水平会不断下降呢？

费孝通深入调查了开弦弓村的生产结构和农民收入结构。他直观地看到，江南农村的生产组织以及劳动分工是：男耕女织。后来费孝通解释说：

“苏南是一个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吸引和积聚越来越密集的人口。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维持住该地区的‘天堂’之富，这里很早就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家庭手工业。‘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夫妇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表明了农业与手工业在一个家庭内的有机结合。”

他的这种认识正好得益于开弦弓村这个典型。当时，开弦弓村的产业是两块：水稻种植和种桑养蚕。1935年开弦弓村水稻总产量折合成大米约为98万斤，全村人均约为600斤。开弦弓村有80%的农户养蚕，农户养蚕收入折合成大米约600至800斤。开弦弓村有谚：“吃靠田里，穿靠匾里”，也就是说，桑蚕养殖是村民们在水稻种植之外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来源。

1936年，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车间（资料图/吴江通）

开弦弓村现场观察启发了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费孝通，他认识到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他根据对开弦弓村“男耕女织”现象的观察，进一步指出了解决人地矛盾的根本出路。他在《江村经济》最后一章“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写道：

“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孝通的重要学术贡献直接来自田野调查，使用的是“观察-归纳法”，这是社会科学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很大程度上就从牧场和渔场过度开发的现场观察中归纳、总结出来的。

费孝通幸运之处正好于他遇到了一个正确的地点——开弦弓村。在正确地点，他又运用了正确方法——观察-归纳法。第一个“正确”是客观的，第二个“正确”则要归功于他的主观。

他后来总结说，“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正是这种考察地点的代表性、典型性，使得事物的本质与真相浮出了水面，本质与现象、表象与真相几乎重叠，使观察者一目了然。

孕育出中国伟大学术思想的主客观条件、偶然与必然因素，在1936年的“江村”碰头了。开弦弓村真乃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块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