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对老板有四点需求

观察者网：看来在现实中，“亲”与“清”之间这个度如何把握，不是易事。除了您提到的这几种情况，还有一种是有的干部以前“乱作为”，后来干脆就“不作为”，比如不再频繁与企业家联系、一些业务也都刻意放缓，等等。换言之，“清”但不“亲”，可能想着少做事少惹事，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房宁：如果从官员问责角度看，古今中外有个规律，就是“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一次我在美国调研时，一个美国市长跟我讲起了这个，我一听就乐了，说“你这话，中国也有。”这是当前治国理政中的一个大问题。

既然提出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那我们得先看看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基层政商关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际情况。刚才我主要从民营企业家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当年他们得到了许多干部的支持帮助，为此他们心存感激，也很感谢党的好政策。但如果从干部角度的看这个问题，情况就复杂多了。

当前，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地方、基层干部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工资待遇差带来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工作上的压力。“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上面千把锤，底下一根钉”，说的就是工作压力。如今上面压下来的工作特别多，要求特别严。

更具体地讲，问责制和评价机制这两项制度给干部阶层造成了巨大压力，尤其是“一票否决”，如果其中任何一项搞不好，那一年辛苦就很可能白费了。10年前我就做过一个调查，当时了解到一个县级政府全年各项工作中的“一票否决”事项竟有28项之多。

对于基层而言，上面更多是监督与惩罚。而如今基层工作，坦白说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基层的资源是不够的。后来为什么炒房地产，搞土地财政？都和这有关。干部个人收入待遇不高，而工作上又面临巨大的监督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怎样才能做出成绩？他能依靠谁？说实在的，很大程度上就要靠老板。

我研究过干部对老板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招商引资，寻求他们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持。南存辉是乐清市柳市镇的人，但是正泰到乐清北白象镇办厂，这可是对北白象镇的巨大支持；再比如李书福将吉利汽车的一些项目落户湖南长沙，那长沙政府是非常欢迎的。

第二，干部还需要企业帮助维持一些日常工作。我们的政府要管的事很多，现在河有河长，街有街长。灯坏了、下水堵了等各种问题每天都是层出不穷，这种公共设施的日常维护都是由当地基层政府负责的。然而，政府的钱根本就不够。政府的钱主要用于三块——养人、办公、办事。现在很多基层政府的钱养人、办公都不够，更别提办事了。路灯坏了要修，下水道堵了要通，这都要钱。所以现在很多市长、区长、镇长、乡长都是四脚朝天、焦头烂额的。

我2017年国庆节长假期间曾跟踪观察过一个镇长，跟他一起待了七天，观察他怎么生活工作。那七天里，他仍旧忙得要命。一天我俩走过一座桥，他忽然扒着桥栏杆往下看，然后打电话。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河里有垃圾，而他正好是这段河道的河长。他马上安排人打捞。问题是谁捞呢？那不还得花钱请人。

这个镇每年基本支出至少需要8000万，而收支缺口非常大。他那里是乡财县管，乡的收入构成是：市财政“切块”3600万，城建配套900万，上缴税收按比例返还1900万，这三块主要收入相加不过6000多万。还有一两千万的大口子要靠镇里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解决，否则公务员工资、办公经费都无法保障。

我大发感慨：“你真有本事，我也是干部，也是单位负责人，可你本事比我大多了！这么大资金缺口，别说找了，吓也把我吓死了！”

这资金缺口怎么补？能跟老百姓一家一家去要吗？根本不可能！其中重要的解决之道就得靠联系企业！说白了，要靠老板襄助。

第三个需求，如果说前两个需求可以概括为“投资”和“赞助”，那么第三个就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需要民企救急，比如，一些财政状况特别不好的市县到年底要求企业以提前交付税款的方式帮助政府弥补资金缺口。

第四个，就是补贴家用，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说漂亮话，说空话，大家都会。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行不通。只要做事就要有钱，做什么都要有成本，没钱办不了事儿。钱从哪儿来？相当一部分要靠商人。可以说，我们的政商关系、官商关系正在从原来的个人化的、有感恩意味的私人关系逐步向“体制化”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