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通常，我们会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极其重要的工作，也是检验党的自我更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书记这几年也一直强调这一点。那么您觉得除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之外，党还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提升自我更新能力？

樊鹏：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有两条，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你也要清楚一点，国家要向前发展，要实现民族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任务，所主要依据的根本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支柱构成的。

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样比较宏观的表达外，我们还要关注中国的制度在具体领域如何实践？如果大家关注党的四中全会就会发现，四中全会强调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的发展目标。这实际上就是提高制度效能。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制度、理论拥有优越性，但是处理不了一些现实问题。总的来说就是问题导向能力差、目标导向能力差和制度执行力差三大问题。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通过宪法改革，我们调整了一些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党和国家两个层次来统筹协调。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体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也是广义的国家政权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要统筹起来。

其次就是对党政军群的机构进行重大的调整，使得这套机构能够实现适应改革的和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系统性的需要，实现制度资源的多要素联动。比如说处理香港问题，那么多部门负责，最后谁来负总责？怎么样实现制度的有效对接？比如说我们的宣传舆论、互联网监管，很多部门负责，是不是？比如我们宗教领域的问题，我们也有宗教局、统战部、民宗委各种各样的部门，是不是？等等。

正如总书记一直在说的，“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用制度的威力应对风险，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现在要打通组织的界限和壁垒，在党领导的国家体系内部强化多要素联动，形成制度合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要意识到衡量政府的能力，还取决于同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的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我们现在这套体制可以处理现今的一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事务，但是未必能够处置那些即将发生，或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和领域问题。比如像类似于香港这种事情，比如说超级发达的大都市的管理问题，比如说剧烈变化的青年人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你能够提供足够高效的预警吗？你能够应对城市里边出现的激烈的“白左”思潮吗？你能够处理跨领域、跨区域的重大社会运动吗？这类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用传统的稳定器和传统的结构功能来处理，而需要挖掘崭新的工具。改革开放40年，我们这种活力迸发出来的新型的社会组织和新型的市场组织里边，或许就能为我们提供新工具。

我觉得要让我们的新型技术公司、新型经济组织、新型专业组织，团结在党周围，而不是把党和他们的关系理解为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应该秉持“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建设者”的原则，既要形成一个体系内外高效协同的机制，也要建立一个利益和风险共享的机制，共同维护发展利益和政治安全，推动各项事业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