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中，我们共同经历了新中国70华诞，见证祖国繁荣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国际形势呈现出了复杂的变化，西方民主政治衰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白左”思潮的发展等等，都向我们提示着西方政治与文化体系的裂变。国内出现的新问题，也提醒我们要留意思想观念因素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辞旧迎新之际，观察者网推出年终盘点系列文章，继续秉持“中国关怀·全球视野”的理念，回顾2019，展望2020。

首期我们推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鹏老师的专访。面对全球政治思潮的波动，樊鹏老师提出，过去四十年，中国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总体上没有被超越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没有让极端价值牵着鼻子走，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发展优势。但仍应留意，随着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中国的社会观念形态尤其是大都市地区的精神秩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采访/观察者网 吴立群】

观察者网：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之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西方政治体系和权力运行方式走到今天，许多情况下不再是围绕着具体问题想解决办法，而是被选举政治、极端价值和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今年瑞典女孩的事儿恰好能说明这一点。事实上，环保主义在西方一直有市场，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格外激进。您觉得这种思潮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会出现激进化的倾向？

樊鹏：应该说这是“政治极化”的一种表现，从中透露出去工业化、后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得更极端化。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白左”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回溯一下西方思想史，不难发现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教改革以来，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始终有着一个以人类普遍性道德原则为核心的追问。例如在工业革命早期，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就提出了人类普遍公益效用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说的工业化背景下的环保主义、“白左”思想的渊薮来自这一追问。只是这种思想早期尚未过多脱离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政治经验。当西方人凭借工业革命进行物质生产和技术创新时，这种思想追求表达了人类对长远发展的关怀，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还是具有很强进步意义的。

这种以“超越价值”作为使命担当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新教徒建立的国家——美国获得了极大的市场。这种价值体系在表现出对于工业化社会的积极影响之余，也展现出了极端保守的一面。

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进步时代”，当时的媒体、官员、学者、思想家、社会进步人士会通过大联合来推动美国公共政策领域的改变，推进社会进步主义运动。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这些进步左翼发展转变为以身份政治、“反虐”为核心的人权解放运动以及以倡导政治多元化为核心的政治左翼运动。

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同冷战有一定关系，它在政治领域构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体系基础。但是政治左翼理念最终还是沦为了犹太集团、建制精英和全球化资本精英的叙述工具，被特朗普说成是假大空的“政治正确”，用以驱逐政治上的“老帮菜”。

格里塔（左）和施瓦辛格（右）一同骑自行车（图源：@Schwarzenegger）

今天，极端左翼应运而生，中国人形容他们为“白左”。他们把那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对于人类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追问，以及新教传统中的若干教条，提炼出来形成了一套极端化的价值规范。比如瑞典的环保女孩为了呼吁环保做的事情就很极端，而且她还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大量声援。

白左思潮的蔓延往往同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相伴而生，这是社会撕裂的一个重要标志。前段时间，我去德国和奥地利考察，看到到处都充斥着极端环保主义的“绿色运动”。这些运动不仅驱使德国承诺全国范围内去除所有核能源设施，而且要求农业生产不能用化肥、除草剂、杀虫剂。这无疑会对农业生产带来威胁，所以，我们在德国波恩就看到当地的农业协会开着数百量拖拉机上街游行，反对极端环保政策。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的文化精英团体产生了应激反应，不想和你平起平坐。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进入到各国的议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淘汰落后产能，驱动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此也使得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得到输出和普遍接受，使得中产阶级社会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但到了今天，这一全球化进程出现了一个拐点。凭借多年的发展，前工业化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充分工业化的结果，拥有了与老牌发达国家相似的生产方式、消费能力和价值体系。当发达国家发现这一点时，他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了。

美剧《绯闻女孩》剧照

这次我到德国见了一位教授，他告诉我们，原先在德国的小城镇地区没有什么激进化思想。大家都享受着相对安静的生活，但现在居民们看到来自全球的人士出现在身边，就开始产生紧张感以及其他情绪的变化。这可以算作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的关注点不在小城镇，我认为真正推动这一波保守价值发展的是发达国家大都市地区。当他们发现我们的工业化水平与他们并驾齐驱，我们的消费主义、价值理念、生活方式跟他们接近的时候，他们觉得无法接受了。以移民问题为例，传统的文化多元主义强调对移民应该持包容的态度。但现在大范围接受移民的国家对此问题变得越来越保守，民众越来越担心移民抢夺自己的资源，威胁自己的安全。

可是政治家和民众的态度是相反的，前者似乎被“政治正确”绑架了，而后者则对政治家和现有的政治系统失去信任。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格外明显。德国总理面含微笑接受了100万难民，但是这个国家的管治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要承受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民众要面对一个新的社区环境，所以现在德国掀起了保守主义浪潮，另类选择党已经走上前台，推动保守的难民政策，保护德国本土价值，甚至公然宣扬纳粹主义。包括法国极端右翼的兴起也是类似的逻辑。可以说，西方的这种政治极化，在政治层面使得政治家的政治操守（或许是被打碎了牙齿还要往肚子里咽）与民众的实际关切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

最后还应看到的是，新兴技术的应用对于去工业化价值观、反全球化价值观、极端保守理念，以及政治极化的过程起到了催化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议程的塑造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金字塔型的精英话语结构塑造意识形态、社会观念的体系已经被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模式是联合国或国际组织确定一个议题通过西方的跨国传媒集团来传播。传播的内容基本也是拥护全球化或某些普世价值，所以很容易传播。在这样一种传播途径下，极端议题是不容易传播的。但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这些极端议题在大众传媒的时代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在吸引知识精英的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普罗大众。也就是说，极端议题与草根式的社会运动嫁接在了一起，由此也使得极端议题在呈现后现代性之余，也呈现了民粹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