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可以理解，您认为中国没有受极端思想观念的牵制，这是我们得享快速发展的制度优势，但是在国际场域呢？关于中美制度对比，曾有人提出文化能力的问题可能会形成某种“木桶效应”。也就是说，中美之间都有自己的短板，也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是中国在文化输出、话语建构方面存在显著短板，所以中国的国家形象比之于美国会有更明显的流失。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您怎么看？

樊鹏：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国家能力相对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确实有自己的短板，我们刚才讲到的政治极化现象在美国也有表现，意识形态辩争给这个国家的运行增添了很多成本，甚至曾数次使国家撕裂。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日趋回归保守主义，整个美国社会不太容易形成共识。尽管现在美国也有人在提所谓的“朝野共识”、“政商共识”，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到底是拥抱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到底是坚持左翼价值还是不管黑白继续一条道走下去？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还是很激烈。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意识形态化、极端价值因素在美国国内可能发挥消极作用，但是在国际场域善于运用意识形态处理问题开展杀伐纷争，这是他们的核心利器。被我们称之为“白左”的那些极端价值，在国际领域可以使欧美发达国家站在更高的道义制高点和价值制高点上，对发展中国家指指点点，人为制造议题或干扰你的发展议程——像是我在南非所感受到的那样，甚至可以被用作强有力的政治工具抹黑你的国家行为。今天，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还是中非合作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这些问题，西方势力想用去去工业化价值给其他国家洗洗脑，想给中国的对外发展实施戴上个“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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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国的制度当然也有明显优势。我们建国的历史逻辑和美国有着本质区别。美国是新教徒建立的国家，而我们是由一个民族的先进政党，通过努力将这一盘散沙式的国家重新凝聚起来。这一事实决定了，集中统一的党和国家政权可以根据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利益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可以协调各方利益，可以使国家的法律、政策得到稳定连贯的执行和实施，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持续推动中国的工业化。

世界银行都曾称赞过中国的相对健全的制度体系和相对高效的制度执行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快速经济发展和复杂社会变迁中可以保持稳定和团结。中国政治体制中没有西式的通过政府“轮庄”消解体制外压的机制，在党、政、军高度一体化的国家体制中，政治撕裂的成本要大大高于英美等国家，我们承担着极高的建制风险和无限责任。

但是或许也由于此，中国反而没有特别明显的被内部政治纷争撕裂的迹象，虽然个别时期权力体系内部的运行出现过报警信号，但是很快得以修复。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央地关系调节等一系列机制，较有效地推动了各方达成共识。当然，这一点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内部充满了张力，但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处理这些纷争的模式方面，优势还是很显著的。

当然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在国际上，我们政治体系的价值传送，或者说是我们在国际舆论空间中制造意见的能力比较弱，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考量一下美国输出的所谓普世价值，就会发现其中也有问题。譬如，人权、自由这些东西，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受虐的思想。因为美国是一群受难者建立的，他们乘坐5月花号来到这片土地，所以在他们设计的制度框架中，免于受到迫害是居于所有价值伦理的首位的。除了这种政治反虐之外，他们还强调的是人人都要进行政治参与，可是他们却不追问是否人人都有政治参与的资本和能力。

“人权”、“选举”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历史经验范畴里是有效的，也是具体发挥过历史作用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两个东西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可是美国就依仗着强大的国力、军力和传媒能力，在输出这些价值之余对他国指手画脚。

我们在这方面就是做的比说的多。比如说，我们推进环保运动，都是在戈壁滩上一棵树、一棵树种出来的，将高污染工厂一个厂、一个厂关出来的。但西方一方面在国内能源高度消耗之余，另一方面还提倡着超越现实条件的极端环保主义价值。未来，我们不但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现在，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很好的在国际社会发声的实践。但是如何描述我们国内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这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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