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白左”思维在当下的西方很有市场。这种思潮这两年在中国有一定的争议，也有一定的市场。在您看来，为什么所谓的“白左”思维会在中国产生影响？

樊鹏：“白左”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尤其发生在大都市地区，因为这种思想的扩散与都市的生产方式、商品交换方式、社会交互方式以及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密切相关。“白左”建构了某种后现代化的精神社区。表面上看“白左”与中国离得有点儿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白左”思想并不仅仅发生在工业化发展比较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或仅仅是白人精英价值，事实上它出现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化国家，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级事物。如果说今天西方世界正在被“白左”思潮和“民粹”思潮的对立而撕裂，一些尚未达到充分工业化水平的中等国家，也在遭受同自身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极端价值的困扰。

近期，我跟随中国社科院团组赴南非考察，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南非亟待解决现代化、工业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瓶颈和挑战，面临诸如发展迟缓、高贫困率、高失业率以及国家债务居高不下等问题的严重困扰，2018年南非人均GDP仅为6500美元，接近十年前的水平，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高达55%（按照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1天1.9美元，非洲国家总体贫困率约41%），失业率25%，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47%。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普遍感觉到南非的学者最关注的问题似乎并非贫困、发展问题，而是劳工权利、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网络安全、无核化发展（事实上南非目前还没有已建成核电站）等一系列后现代价值，这些价值几乎毫无疑问超越了南非的发展阶段。南非知识分子是受后殖民话理念和后现代化话语影响的一代，他们显然过早接受了后工业化理念，这些超越发展阶段的极端价值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系统有点“早熟”了。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让中国社会释放出了极大的发展动能，也使整个国家的观念体系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在高速工业化和剧烈的城镇化过程中，总体上没有产生超越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国家没有被极端价值和思潮所绑架，这是中国得享快速发展的制度优势。但是仍应留意，随着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中国的观念形态和精神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数十年，也让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再组织化过程。我们传统的城乡分割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单位体制，甚至市场的基本结构，都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变化。我们的城市化程度已经从1980年的18.2%发展到2018年的59.9%，我们城市就业总人口中的单位就业人口，也就是俗称的体制内人员，现在只有14%。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超级大都市集群，人口破千万的城市翻倍增长。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秩序和意识形态有着可观的影响。

任何主流的思想观念都有其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传统儒教的生活伦理，主要依赖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家庭这样一种社会单元，群众路线价值观主要依赖于城乡分割的体制和相对封闭的农村公社和单位为，西方自由民主和政治观念，主要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体系和社会化组织形态。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观念体系或作为统治秩序支撑的意识形态，同一个社会的基本细胞构成和基本功能结构是高度吻合的。今天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也只能依赖于国家所控制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组织架构和社会福利系统。

在现有的受互联网经济和新兴技术驱动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下，还出现了巨量的社会复杂性问题，这也为极端价值、后工业化理念的扩散提供了土壤。“白左”也是社会复杂性问题在观念世界的反映。

以我们赖以生活的家庭为例，现在有了外卖服务，每个家庭可能都不用做饭了，购物也可以靠网购解决。家庭的伦理关系，逐渐变成了经济契约关系。甚至还有互联网的性产业服务，将来可能会广泛应用的人工智能聊天服务，以及更加智能的陪伴机器人，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实际上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家庭和配偶的功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外卖小哥亮相群众游行方阵

你可以想象这些条件的变化，会造成原有社会功能主体的萎缩，其社会作用的逐渐萎缩，带来的的无疑是社会精神结构的重组、新兴价值体系的出现以及新型社会组织结构的出现。今天，网上的虚拟社区俱乐部层出不穷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香港的连登社区也是一个例子。在英国，有一个叫“All OUT”的全球性同性恋组织，可以在短短两天内动员全球60多个国家的会员，组织6万多人去到英国大使馆请愿。可见这种虚拟的新精神秩序带来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实际上对传统的政治权力形成了极大的压力。

“白左”思想实际上就是某种极端去工业化思潮的反映，类似思想的危害不仅在于它可能超越发展阶段，可能制造价值对立乃至激发民粹主义倾向，而且极端观念的有组织化聚集，还可能穿越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白左拒绝社会组织的功能性假设）和主权结构，对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发展型政府的议程设置、资源配置和重大决策将形成无形但巨大的掣肘。

在中国，类似的价值理念也正借助于互联网的新兴技术手段，从传统的社会生产体系和传统的功能细胞中脱颖而出，引发关注。我自己觉得中国事实上要高度关注大城市集群崛起之后的后工业化问题和城市公众的精神秩序问题。也许西方“白左”那种极端的表达形式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但是我们仍然要关注到中国社会潜在的向后工业化转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