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报道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最后把意见的终点推向哪个方向（其实就是解释权这个根本权力怎么用的问题），法国记者在涉及自己国家时也会与中国记者不同。

中国记者在报道儿童医院看病难时最终把意见的方向推到国家头上（尽管也点到分流不够），因为他总结问题时得出成因是医院规模不够大、医生不够多、设备不够好，归根到底是国家不发达、政府重视和投入不够（以我对所述问题的观察，再建两栋楼、添一百个医生，也只能缓解，因为问题的根不在此），并暗示西方国家看病要方便得多（不知是具体去调查了还是想当然）。

而法国记者最终的思维导向一般不会这样，他会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管理分流不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让全市及整个京郊甚至全国（现在人有钱又宝贝孩子）有病孩的人这么随己所愿挤进一家专科医院，那样多大的医院、多少医生都是不够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我从前带孩子去看过病，那时北京儿童医院的条件还远不如现在，但却未见如今这番乱象，且小孩住在北京也就去过不得已的一次。所以话语不仅仅是呈现真实，它更重要的是舆论导向，它如何解释一件事，比事件本身还重要。

法国记者最后在寻找责任时，往往会与中国记者正相反，或至少是将责任对半分，他可能也会呼吁政府做更多投入，但他会将主要责任落在随意且大量涌来、不遵守秩序且缺乏耻辱感的看病人身上。因为“自由”社会的“合同”就是每个人首先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其后果，尊严不是他人给予，而是自己把控。

我们看到，话语的主人在此呈现的还是自我意识强弱的问题，强的人懂到话语的边界在哪里，不光耻辱感强避免献丑，而且并不只扮演“绿林好汉”一种角色；弱的人则献不献丑本身都无意识，且只会扮“绿林好汉”。

“话语统治”说白了，首先是握有此权力的人有没有自我意识，如果自我意识薄弱甚至没有，则这个统治权放到你手里，你也抓不住。所以权力大小与人称职与否是成正比的，世上不存在没有边界的权力，只存在不胜任的人。

我再举法国电视台今年八月中旬对全法八百多公里大堵车的报道，以供比较。发生这么大件事，尤其是暑期人人关注的问题，电视台不会回避肯定要报，但仔细看，对内对外、对外时对敌对国还是盟国，报道技巧是非常讲究的，对话语的权力（如何攻击别国保护自家）有充分认识，并且自己颇有主人意识。

大夏天的，堵了这么长（有史以来最长），八百多公里等于从北到南横贯法国，成千上万被阻在长途路上回不了家或抵达不了度假地的大人小孩，要拍丑陋画面以证明问题严重恐怕俯拾皆是，人性在匮乏感面前到哪里都难有奇迹。

但人家是怎么报道的呢？在不回避负面信息的同时，整个报道你看不见一个有碍观瞻的画面，大堵车的画面是个远景，既不用中景，更不用特写，为什么？这时用远景既客观，又避开了所有不雅观的景象。

资料图：法媒

堵车集中点在南部七号高速公路，这里气候炎热，公路太阳下被阻数小时甚至一天，对普遍没有空调的法国驾车人是很难熬的，若用近景尤其特写，你就会看到赤膊的车内人（热得不耐）、大呼小叫的家长孩子、油污汗渍的脸、沮丧愤怒的表情甚至争吵骂架；如果镜头再转到加油站、公路休息处和厕所，原本相对整洁的地方，这时肯定一片狼籍（用得人太多了）。

但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境况，电视画面均未表现，而是在长镜头之后，采访了三个好脾气、性格乐观的驾车人，他们中没有一位因被堵在路上而气急败坏、怨天尤人，而是个个认命，认为这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自己接受了好的，坏的也要接受。整个报道最后的舆论导向是：大堵车给度假者带来很多不便，但这是个偶然事件。偶然的即意味着没什么好怨的，因为生活中不可避免。

试想想若是中国记者报如此规模的大堵车会怎么报？他们多半会用一大堆近景和特写，反映受堵之人的困苦（因自己耻辱感不强会专挑最难堪的画面以显示自己作为问题揭示者的重要性）；然后搜集一大堆怨言，窥癖本能盘据于人的潜意识，暗暗支配着寻找画面的眼睛；最后就会把问题引到国家不好（公路不发达）、政府无能（管理不善）这条惯常的思维轨道上，没有人会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惯常的完美永远落后于偶然的灾变。

温州动车事故后，全国的媒体互相仿效用大特写的方式放大每个遇害者的命运，估计他们是模仿西媒对纽约9·11袭击和伦敦地铁爆炸的报道方式，却不懂西媒如此垂注受害者个人命运，是由于死者是外敌攻击的牺牲者。

而自己国家偶然的交通事故他们就不会这么报了，因为对死者命运的如此特写，看起来是人道关注，实则是妖魔化对立面——出事的火车、火车所在铁路部门、火车工作人员、制造火车的人及他们的技术，等等。而妖魔化与正当寻找责任有着本质差别，所以在西方，一次偶然事故的受害者，一般都无名、无姓、无画面（个体特写是没有的），总之无个人命运，他们只在一个数字中具有意义，这个数字的大小意味事故严重与否。

配上那么多不堪入目的画面，再时常拉来西方国家作对衬（那边如何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便并没说这国这民如何不堪，如此导向的话语也已事实上建构起来。加上西方记者报道中国时便一改他们对自己人的惯常作风，镜头总是对准最丑陋的人和事，不管出了什么事，没什么是偶然的，舆论导向永远是体制的、整体的、一贯的错。如此外攻内陷，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能不一败涂地吗？

只有无目的的事件，没有无目的的新闻。在细节的操作上，话语其实具有无限大的权力，掌握者真乃无冕之王，可惜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薄弱的人体会不到这个权力，也不擅用这个权力，而只看得见他手中没有的权力。

这事关怎么制造正面和负面话语，与揭露问题本身无关。如果有人据此便以为我不站在揭露问题的记者一边，那是没有读懂此文，更不解我这番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