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法你到专科名医的私人诊所花十倍于公费的钱，一切也可解决。但高卢民族与中国人在花钱上大不同，他们一般即便掏得出钱，也愿意在公共医院求个平等收费，宁肯等着。

这源于他们收入虽比中国人高，但税收也高得多，一个人支付了生活必需，手头闲钱不多；此外也普遍吝啬，能少付钱绝不多付，怎么要面子都延伸不到这块；再就是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我们以前说过自我意识缘自属性意识，他们会本能地意识到，公共医院的平等收费是病人手中的权利，如果为自己便利便参与“破坏”统一收费，去助长高收费，那么这个权利有一天就会失手。

前一段法国专科医生上街游行，要求国家放宽在公共医院的收费标准（一律25欧元门诊费），允许不同的门诊收费（类似我国动辄上百的专家号）。实际上要的就是在公共医院也按私营方式，让医生可以自行定价，同时让有能力出钱的人少排队。专科医生的借口是急需的人可以早看上，可老百姓认为他们是想多收费。

有人可能会问，看专科要等这么长时间，病耽误了怎么办？有急诊啊。公共医院急诊室是法国人唯一可以不预约自行跑去看病的地方，也是唯一如有必要不必等两个月可以看到专科医生的地方。

给病人太多自主权的地方自然也就离“地狱”不太远，这种地方人们在中国医院里能碰到的所有问题都有，有时更糟。你在中国医院有多少次遇到感冒发高烧，上午十点跑去看急诊，直到晚上十点悻悻而归，而且还没看成？然而为何法国人并没有怨声载道？法国公共医疗在外的形象还相当好？

这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事实与话语。事实是一回事，话语是另一回事，事实不能用来统治，话语却是统治的重要工具。人对世事的感知来自话语，而非来自事实。

法国媒体报不报看病难的问题？报，但不会像中国电视台这样报。事实不可回避，但话语却不必跪在事实面前，它有的是技巧和手腕让自己作主子。如果掌握话语的人有主人意识，他就会意识到在暴露问题的同时，应避免让画面（与国家、与城市、与医院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不堪入目，暴露问题与献丑之间只隔着掌握话语的人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可以阻止掌握话语权的人只把自己当成看客，因为做看客是人的天性，看客与窥癖者之间只有微妙的一线之隔，这细若游丝的界限，小小的本能可一越而过。没有自我意识的话语，统治就是虚话，掌控者连自己的角色都难以把握。

区分事实与话语并不是撒谎骗人、逃避现实，而是看事实以什么视角及如何诠释事实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事实与话语谁主谁仆。

比如，法国电视台绝不会被允许进入医院像中国电视台那样几乎无限制地拍摄，如果是一家法国专科医院，首先它根本不会让病人像进百货店似地大量无序地涌入，更不会允许他们睡在医院地上！不管以什么理由。尊严首先来自一个人的耻辱感，其次才是客观环境和条件。你如果只有自利自便的本能，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足以让你拥有尊严呢？其次即便记者抢拍或偷拍到了，电视台剪辑也不会让类似中国电视台拍到的那些画面放出来，因为暴露问题不等于晒家丑，这涉及到医院的形象，甚至城市和国家的形象。

画面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它甚至能远远超出制作者的意志，进行另类叙述，不慎用，它传递的东西非制作者能左右。

如果法国电视记者也像中国记者那样，把镜头架在急诊室的等候大厅甚至走廊里，毫无耻辱感（自己没有也不考虑被拍的人）地拍下因长久等待、因拥护、因病痛、因失望而暴露无遗的不雅表情和失态举止（想想那些躺在急诊室走廊的担架上数小时没人理的老人们），那么法国公共医疗存在的问题从整体来说就不是被暴露而是事实上被夸大和被丑化了。因为透过这样的画面，人们感知的已经不是事实本身，而是负面话语，如此话语在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手里就像脱缰的马，一路践踏。

由此看来，中国人被深深锁定的那条精神轨道，是由话语经营的，这里面又分两部分：西人和他们在中国挑中的卒子有意经营的部分和中国大多数媒体无意识地推波助澜的部分。

上面这个例子就属于无意识地推波助澜，我们看到，事实是一回事，如何经营话语是另一回事，而话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事实本身。在当今世界，新闻话语早已超出“记录发生了什么”这一功能，而是文明战场的武器——你意识得到，它就为你服务；意识不到，它就成为打击你的利器。

不要因我这些话就直线理解成我反对记者揭发社会问题，我一点都不反对，而且赞赏发现问题并以曝光问题为己任的人。我要说的是怎样既暴露问题又避免让百姓走上自贱的精神轨道，这就需要制作话语的人有话语主人的意识，那样他们就能体会自己手上的惊人权力。

同样报道看病难问题，如果去儿童医院报道的是法国电视记者，他对如何报道就会有两种选择：

若他报道的是中国儿童医院，那他的报道方式会与中国电视台类同，会拍摄同样的画面、播放同样的画面，然后解说词会百分百锁定为体制问题（不这么解释是通不过意识形态审查的）；

若报道的是自己国家的儿童医院，他就会在同样曝光问题的情况下对报道细节做很大改动，如很多直接画面（为连夜排队挂号睡在医院地上，像动物一样被大声吆喝着遵守秩序，因沮丧、失望、疲劳而丑陋的人脸特写，等等）不会拍摄或拍了也不会播出，至多只会将现象用词语带过。

用一句话“有人不得不睡在挂号厅的地上”和直接用画面表现，虽针对的是同一事实，从话语的角度作用却相去甚远，一个在陈述事实的范畴，一个却不以报道者意志为转移地冲出这个范畴，执行起负面话语的任务。

西方记者深知话语（此处以画面作为表现形式）运用不当很容易便让揭示问题滑向献丑，这就成了一个自己有没有耻辱感及被拍摄者有无耻辱感的问题，也就是说话语实际已使原来的问题换了一个性质，收看到这些画面的人留在潜意识里的已不是看儿童专科医生难这个具体问题，而是这国这民从根本上有问题。

这就是话语的力量，它对潜意识的移变，悄无声息，却难以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