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曾经参与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碳排放权”，也是一直以来争议最大的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利”之争。您怎么看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高要求却不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

邹骥：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做得更多，有更多的减排。现在事实上就是欧盟确实在不断地提高它的力度，而且它实际的排放也确实在减少。而美国方面，特朗普退群这肯定是倒施逆行的，所以拜登也要重回巴黎协定。但由于美国在这些年进行的能源结构转换还是有实际绩效的，特别是油气替代煤，使得美国实际的排放也逐渐走向下行通道，这都是当下的过程。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这个要看我们是在哪个发展阶段。比如中国在30年前，那个时候排放权和发展权是联系比较紧密的，但是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人均收入已经到了1万美元，沿海地区很多地方都是1万多美元，像深圳、苏州、南京、无锡、北京、上海，都是过2万美元的城市，2万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里边是标准的高收入和发达的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权和排放权仍然还是有联系，但是这个联系会越来越弱。这些都是正在进行时，所以排放权和发展权之间正在走向脱钩。

（图源：CEIC）

我们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我们是一个处于1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我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解读这个事情不能简单化地说由于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就可以不减排，因为不减排带来的是中国人民受影响，全球人民也受影响。

我们的理念是要创新发展路径，依然要追求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的现代化，但是要主动地、有为地把我们的排放量控制住，去走一条排放又少，又能够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个道路现在已经呈现出来有条件去走了，而且中国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所以要结合现实来讲发展权和排放权的问题。

观察者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中科院副院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在2010年曾有一段关于“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的采访引起很多网友共鸣。丁仲礼认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减排方案”实际上是“减排话语下的陷阱”，这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多数倍的未来人均排放权，其结果是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加大富国与贫国的差距。他当时预测，自2020年以后，中国每年需要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目前来看，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购买碳排放权会给我们经济发展带来多大压力？

邹骥：我参加过两轮共十年的IPCC评估工作，其实它是在提供各种情景，但是我们说它从来不应该有，也没有过对排放份额的分配方案。因为IPCC是政府间的评价，中国政府也参加其中。所以在解读这种说法时，其实这是对IPCC工作的一个不太完整的叙述。如果IPCC要出什么东西，也是要经过中国政府审评和同意的，而且各国政府都要参加。

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关于减排的排放权分配方案，这个是有的，也不一定是IPCC提出的，实际上它有多种方案汇集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现在静态地去比较这些，然后以此来说明公平不公平可能还不够，因为什么？

一个是减排成本，在不同的时代，减排成本差别很大。以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为例，在过去10年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它的成本下降了90%，如果现在有硬性标准规定我们的排放份额就这么点，我们必须减排，那我们用可再生能源就行了，现在便宜得很。

（资料图）

所以还是要看科技进步的现实是什么，实际过程是什么。首先要观察生产力变化的状况，科学技术变化的状况，但是另外也要看我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不能泛泛而谈，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太广。

另外就是对全人类利益的认识，比如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国走到今天，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1万美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无视全人类的利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我们就要反思一下刚才那样的一种叙事方法，是不是符合实际，是不是符合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是真正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中国现在在可再生能源、在高铁、电动车方面已经成为世界先进的国家了。

在这些低碳的领域，如果中国这么去做，赢得了自己新的市场，新的增长动能，包括一些海外市场。在BRI（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就更有优势了。我们这么去发展，而且完全是有可能这么发展。

在现在这种新的历史时期，当然要很艰苦的努力，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些目标，为人类作出贡献，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发展。由于科技革命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增长的故事和叙事的故事也在变化，所以我们得与时俱进。包括巴黎协定以后，5年以来，市场技术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也有我们增长方式的转变。

观察者网：购买碳排放权现实存在吗？

邹骥：现在不存在中国向哪去购买碳排放权的问题，因为现在没有这种交易的机制，也没有全球的菜市场，这都是学者在文章里边说的。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强制中国说你必须得去花钱向全世界买碳排放权，全球气候治理中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观察者网：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话，它对我们经济发展会有多大程度的压力？

邹骥：那么就要看对哪个行业，对煤炭、电力、石油可能是有压力，但是对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全面的提高能效，对我们的电动车和高铁可能是动力、是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