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赵珺婕】

观察者网：12月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五年来，中国对在巴黎协定中做出的承诺积极践行，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您怎么评价中国为全球气候改善做出的努力？

邹骥：中国做的努力是很大的，影响也很大。总体来讲，中国现在从提出的目标到要落实的政策，都发挥了引领的作用，而且这个目标的详细程度很高。所以我评价还是很高的。

观察者网：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注重发展速度转向注重发展质量，这也是践行巴黎协定所作的国内政策调整。目前我们又提出“双循环”战略，接下来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邹骥：有一个角度就是，高质量的发展也意味着效率的提高，特别是能源效率，也意味着环境质量的提高，包括生态改善，这都是高质量的一个应有之义。

如果要想是高质量，就不能污染太厉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能太厉害，这是必然的。现在提出了碳排放、碳中和还有空气质量的目标，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都统筹在一起，一步一步地落实，就为高质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质上这也是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靠提高效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进行的，而不是靠消耗资源来支撑的增长。

发展这些新型战略产业，包括要吸纳科技成果的最新的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例如可再生能源能效的技术，更新现代的产业结构。

观察者网：“从达峰到中和，发达国家过渡期有60—7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能源和经济转型、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减排的速度和力度都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在这种挑战下，我们“十四五”规划中对于二氧化碳减排的硬措施对哪个领域的影响最大？

邹骥：首先说明在历史上发达国家达峰以后的平台期比较长，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人类没有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危害，也没有国际的公约，例如今天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都不存在。另外，那个时候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在七八十年代就到达顶峰了。那个时候也还没互联网，没有AI、工业互联网、电动车和高铁这些东西，也没有那么先进的计算机、芯片。

那么今天来看，首先是有约束了，有国际法的约束，全球都认识到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其次是今天的技术条件也跟当时是完全是今非昔比了。环境、条件都不一样，所以也不能简单地进行对比。我们现在的时代和工业革命时期大不一样，当时还是乾隆年间，刚刚有纺织机、燃气机了，但我们今天的发动机要比当时先进得多，也有更多办法。所以不能完全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老路。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料图）

回过头来讲，今天哪些行业受影响最大。

首先是高碳行业，比如煤矿，高碳排放的煤电企业。因为煤电过渡会有个时间，我们现在基本已经不再去建新的煤电厂了。另外像炼铁、冶金，包括我们高耗能的水泥建材、石油化工这些行业，以及建筑交通行业。可以说国民经济的主要高碳部门都会受到影响。

另外是低碳行业，比如说可再生能源，以及为了提高能效的相关技术手段的产业，他们会受到正面的影响，会被大大地促进。各行各业要搞低碳的过程，一方面可能要有转型，有成本；另一方面又有机会，有新的投资，来进行技术更新改造，我们是要经历一个低碳的技术改造过程。

所以影响是双向的，而且是非常广泛的，国民经济的各个主要部门都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