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首先，关于苏联解体的解释模式。从那一刻起，人们就在分析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新的解读。站在30年这个时间点，再看这些不同的解释范式时，有什么新认识？对哪种解释框架的感触更深？

张昕：关于解释框架，就我自己有限的阅读来看，苏联解体30年跟20年或10年相比，没什么太大变化，至少没有看到一个系统性的全新理论解释框架出来。当然随着历史的变迁，我们对“苏联解体”这一事件的理解更加丰富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我的理解，这种丰富性包括几个层面，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把“苏联解体”作为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来看待，不仅仅关注苏联解体的1991年12月的这个时间点，在中国、俄罗斯、前苏联地区以及欧美学界都有这样的趋势。

具体做法，历史学界可能做得比较多一些，把从苏联晚期到以联盟国家解体为最终结果的过程看成一个社会矛盾、经济矛盾逐渐累积的过程，最后导致“联盟国家崩溃”意义上“苏联解体”的最终爆发。

比如，这个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戈尔巴乔夫改革往往被视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80年代后半段以东欧国家脱离苏联这一“准帝国”或“类帝国”体系为标志的，在此意义上1989年和1991年是两个有关联、但又可以区分的过程，即东欧国家逐渐摆脱原来苏联准帝国体系的控制、包括两德统一以及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冷战”的实质性结束，其实早于1991年底的苏联解体。

第三个阶段，则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这一联盟国家的解体。

这几个阶段是相互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过程。

近期还有一类研究则把眼光从高层政治精英的视角，转移到微观的社会层面，或者说引入了社会史、物质史的研究视角。这可能是最近20年关于苏联解体、苏联史、东欧地区领域比较活跃的，尤其是在欧美学界，这也为理解苏联解体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研究聚焦的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里根、科尔、纳扎尔巴耶夫如何，不再只聚焦于少数的国家领导人或最顶层的政治精英，还有底层社会大众、中下层的官僚干部群体等等，尤其是后者作为苏联政治体系中的中段和末梢，在整个解体过程中的认知改变和行为变化，这些更微小、但数量更多的个体行为加总起来，对最后狭义上的“苏联解体”构成了很重要的参与力量。

还有一些新的研究倒是和“30年”这个时间点直接相关。一方面，30年已经足以构成“中期”的时间维度，让当年转型前很多对于转型结果的预期、猜测和政策期待有了一个中期考察的可能，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到了可以部分看到现实结果检验的时候了。

另一方面，通常而言30年也是一个事件可以进入传统历史研究的节点，从而苏东地区一部分夹在历史和时政热点之间的议题可以合理地进入史学研究的范畴。与之相关的另一个“30年”的意义在于很多国家档案的保密期是30年，所以最近几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一批档案逐步解密、公开，为我们了解苏联解体以及整个苏东变迁提供了很多新的历史细节。

比如，地缘政治层面的苏联与美国、苏联与欧洲国家及北约之间的关系，具体到80年代末讨论苏联要不要撤军、怎么处理两德问题的背景下，当时美欧或北约到底有没有对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做出过北约不再东扩的承诺等等。

最近三四年，学者、研究人员对这批新材料有了比较系统的利用，在多个领域（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都出现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有很多对当下的政治现实也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与前面提到的长时段、分阶段类似的另一个做法，是将苏联制度、苏联体制按照政策维度加以细分，从政策空间、制度空间的角度来重新复杂化对苏联解体的认识。

比如，我们经常把苏联解体跟1991年末的联盟国家解体事件等同起来，但实际上从制度变迁、政策变化来看，这个过程至少覆盖“苏联体制”以下几个基本维度。一是社会主义革命理念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二是苏共的制度安排，包括一整套组织理念跟实际操作，三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四是跟狭义的“苏联解体”最直接相关的，即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最后形成以经济上的经互会、军事上的华沙条约为组织轴心的地理空间，即一个超越苏联边界的类帝国或者准帝国。所以，如果按制度或政策空间为划分维度的话，苏联解体其实包括这五个层面的系统性、大规模变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层面的变化不见得必须完全同步。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实就是想保留其中的一部分，有限度地改革另一部分，其出发点并不是希望这多个层面同时发生革命式的变化。所以，怎么理解苏联体制这五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发生变化的多重可能性，30年这个时间点也打开了新的视角。

实际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实践尝试来看，这五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是存在多种可能的。近期，关于苏东转型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展示了苏东地区曾经有过自己的“全球化”体系（尤其是相对于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1991年之后的所谓“全球化”）、以及80年代该地区的改革其实讨论、尝试过好多不同方案，虽然从事后结果来看，我们观察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两种。

当我们把“苏联体制”的多个维度打开之后，对于理解苏联解体、苏东转型的性质以及苏东转型过程如何塑造该地区最近20年的一系列新变化，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观察者网：听了您这段阐述后，我意识到之前给您的采访提纲中有一个族裔问题恐怕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很多时候在理解苏联解体时，认为一个多民族邦联制国家的崩溃是不是因为国家共同体的建设出了问题，事实上几个制度层面的改革问题联动之后，其实不简单的是共同体建设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当它开始改革之时，很多要素的联动性就可能超出控制范围了。再加上后来这些加盟国内部的一些变动，使得整套体制发生问题。

张昕：有可能。其实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改革者恰恰是希望动别的，但不要动多民族联盟国家这个框架。比如说，可以在意识形态上做些调整、引入一些自由主义的元素，地缘政治上可以跟西方搞缓和，从东欧撤军、允许德国统一，基本放弃对东欧卫星国的控制等，经济上可以搞一点资本主义的东西，诸如此类的变革都可以。但一开始不仅是戈尔巴乔夫、还包括那个年代的改革者都没有把多民族联盟国家作为改革对象，或者说当时觉得这个层面根本不会动，也希望借由其他层面的改革来维护这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