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的自我革命带来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深厚历史文明传统的历史智慧深知“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道理，第二个百年的可大可久，中国式现代化的可大可久、中国社会主义的可大可久，根本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中国文明过去能保持连续而未断裂，离不开作为国家治理核心的士大夫政治的德性政治、贤能政治及其成己成人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士大夫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党纪严于国法”自我严格要求，是当今世界政党所独有的，根本上是对于中国文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严于修身的伟大文明传统精神的最好继承与创新，这也就是《周易》首卦乾卦九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始终保持的忧患意识与道德紧张感。

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是明确将自我革命制度化。自我革命的制度化，使得党的自我监督能够彻底完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是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这一切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监督、自我革命能够对于西方政党制度及其旧有的政治学原理预设加以新的根本性的超越，而这在根本上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伟大文明传统及其内圣外王之道。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永远保持赶考的心态，以及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三个务必，在根本上保证了第二个百年的可大可久。

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自我革命精神，在根本上保证了第二个百年中国的可大可久。

五、贯通“古今中西马”的文明集大成特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大可久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根植于自身的伟大文明传统，那就是中国文明的大一统、成己成人、富而好礼、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伟大精神传统，从而创造了中国文明新的“可大可久之道”，这一新的可大可久之道同时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传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就是为何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却在欧洲式微的根本原因。

从文明史来看，为何佛教在其发源地消亡，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并发展出中国大乘佛教的内在原因，就是佛教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儒家、道家等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具有佛教发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

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与当年佛教传入中国一样，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与佛教在中国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一样，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也有中国化，从而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文明新形态，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古今中外法”，全面、成功地处理好了古今，即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关系，处理好了中西、中外的张力关系，处理好了中、西、马三者的张力关系，从而贯通古今中西马；又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熔铸为一体，并以社会主义之“大道”、根本原则贯穿其中。

二十大报告主题中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彰显了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尤其彰显了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的体用不二。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根本上来自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克服了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文明危机，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思想引领性的意义。《论语》记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礼乐文明被认为是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论语》又记载孔子答弟子问：“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回答指出了周因其集大成而具有文明普遍性，孟子则赞颂孔子谓：“孔子之谓集大成。”孔子的地位也同样在其集大成。“集大成”而继往开来，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具有至高的位置。

从百年党史的大历史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具有中国文明传统所强调的集大成的特点。唯有这样的文明史、大历史的视野，才能真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新时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新时代思想三者的集大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中、外（西）、马三者的集大成。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具有贯通“古今中西马”的文明集大成特质，在根本上形成中国新的可大可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