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对中西文明和中西道路，您有何比较和解读？

谢茂松：中西道路、中西体制的比较根本上是更底层的中西文明的比较，但我们完全不选取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斗争、对抗思维。

中西文明比较不是二元论，而是明辨关于个人与社会、秩序与活力等各种文化价值的排序。中西文明基于不同的历史路径依赖，价值的优先、多少选择也不同。中西文明具有“理一分殊”的关系，各行其道，并行不悖，可以互学、互鉴，但谁也别想取代谁。可以预言，未来中国新文明的文化价值之“一”的整全性、普遍性最终将涵摄西方文化价值之“分殊”。

中西文明比较，需要把握几个根本问题：

其一，中国文明传统的大国政治与西方文明传统的小国政治的比较。由此发展到近代，则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传统与今天西方民主制内在关系的把握。欧洲中世纪各个公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内部的征税形成了欧洲的各个民族国家，同时也形成欧洲各国之间富有竞争性的传统。今日中国则是接续了大一统的文明传统。

其二，中国文明的政教关系处理的是治统与道统即政治与人文教化的关系，西方文明的政教关系则是处理世俗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尤其要把握基督教的一神论这一根本点所造成的对于其他文明的排斥、攻击的态度。

其三，在把握西方文明中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二者具有主轴性的张力关系的同时，更加扩展性的理解则是，影响西方近代道路的乃是西方希腊、基督教、罗马法以及中世纪封建社会这四个西方传统因素的混合、结合。另外，西方、欧洲并不是一个划一的西方、欧洲，对欧洲文明内部也要区分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还要将盛行的英美传统与较受忽视的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以及北欧、中欧等传统作区分。

其四，对于引进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要把二者作为西方文明传统内部的一部分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产生，是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完全不受约束的、既在国家内部也在全球无限制的逐利嗜血性对社会、对共同体的摧毁，从而“保护社会”的需要。现代中国选择了保卫社会、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选择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道路，与作为中国文明核心的儒家传统的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关联性。

位于伦敦北郊海格特的马克思墓 图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为何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却在欧洲式微？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

谢茂松：要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先从长时段的文明史来看另一个相似的问题：为什么佛教起源于印度，却由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在印度本土反而消亡？

我认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具有佛教发展的文明土壤、政治社会土壤。

印度文明传统中的婆罗门教、种姓制是等级森严的，而佛教本身就是要专门批判、破除婆罗门教的不平等。由于印度这方面的传统力量太过强大，所以佛教虽繁盛一时，但最终还是无法与之对抗，因此逐渐消亡。相比之下，中国文明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存在一种平等的思想，它与佛教所宣扬的平等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

与其他国家近代之前的传统社会一直保持贵族社会、封建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世界史上最高的社会流动性。早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出现由西周的世卿制向平民社会的转向过程，南宋以来就更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长期是城邦小国政治，虽然有罗马帝国、孔雀王朝等大国一统的时候，但都不是常态。

而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大一统的大国政治，需要面对国家内部巨大的差异性而因地制宜，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一点与大乘佛教强调根据众生不同根器而发展出各种方便法门的智慧有一种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对佛教加以中国化，发展出大乘佛教并将其弘扬至周边国家。

因此，我们说佛教在它的起源地印度消亡了，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发展所需要的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如此。社会主义起源于欧洲，如今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在欧洲式微，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如同当年佛教传入中国时一样，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内在相通。

现代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因为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明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儒家的那种家国天下的情怀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

换句话说，中国有着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文明土壤、政治社会土壤。

欧洲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是通过商业、贸易、资本的力量来聚集财富、整合社会。而中国是通过政治力量来整合社会的。西方到近代尤其是资本优先，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优先。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的政治传统相契合，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则需要与自身异常强大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传统相博弈。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就是在批判和挑战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采用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危机；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改革之前，包括英国铁路等都是国有的；法国至今还拥有不少影响很大的国家企业，如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矿公司、雷诺汽车公司等。

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传统过于强大，欧洲社会主义在博弈中没能坚持下来。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旗帜倒下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走向没落。

中国能够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扛下来，也是因为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有一种内在的高度契合。

另一方面，中国在面对市场经济时，一方面能通过改革开放让经济高效率地获得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能解决社会公平、全民富裕的问题。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是无法两方面都兼顾到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既能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性的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同时又能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它既能对市场、资本以及最新的数字技术加以充分利用，也能加以有效规训，避免出现卡尔·波兰尼所讲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导致的摧毁社会的社会灾难。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中道的社会主义，既坚持原则又有一种高度的灵活性，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欧洲的社会主义没法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义较之欧洲社会主义有更为深厚的契合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文明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