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当今的中国道路，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开创的，您如何理解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

谢茂松：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动员最大多数的中国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中国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核心，深刻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文明，就要在学理上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

西方迄今为止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这受限于西方自身的经验。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只有从文明的视野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而不能从西方的历史经验来曲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政治。由此，对于党的领导、党的全面领导也要在文明意义上加以深刻诠释。

从文明、制度文明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有继承中国政治传统对于典章制度的自觉意识，要有对党的全面领导（包括党管干部）的典章制度的自觉意识，即党的领导全面体现于党和国家的机构职能体系的大国政治自觉意识，“温故而知新”，今天到了深刻体认、承继包括《通典》“二十四史”“职官志”的典章制度、职官制度传统的时候了。

另一方面要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自觉整理，深刻理解共产党员的修养、党纪严于国法、共产党员的心学的深层次的文明意义，尤其是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等提法所具有的文明史意义；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长时间形成的工作方法、工作惯例即政治惯例等作为政治文化尤其是作为“新政治传统”的重要性，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的有效养成。

如同经学、史学在中国文明传统中的核心意义，必须深刻认识党史以及党的领袖尤其是最初几代领袖的经典文本作为集中凝聚党的集体政治经验、智慧所具有的政治学意义。需要对《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集》等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实践的经典文本加以细读，从中获得政治经验，养成政治能力与战略思维。

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 作者：石奇人

观察者网：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城邦政治体制，为什么？作为中国文明的研究者，您是如何从中国文明的视角来解读当今中国的制度选择的？

谢茂松：这是思考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基本问题。

中国文明选择大国政治的原因有二：中国作为农业文明大国，对内，经常面临水旱灾害，需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而水患治理与水利建设涉及上、下游区域之间的配合，需要大规模的统一筹划，政府因此成为治理的主导性力量；对外，历史上持续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帝国的军事威胁，必须建立大规模的常备军。

大国政治能够成为一种理念共识，还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这种高远的社会理想要求最大限度地协调、照顾到所有民众、所有群体、所有区域的不同利益。要实现这一社会理想，就不能没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主导，这是中国发展出大国政治的最深层动力所在。

较之于中国的“大一统”，西方则以希腊雅典城邦式的小国政治为常态，罗马帝国式的大国政治非其常态而不能持久，衰而不复重兴。近现代以来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先后想效仿罗马帝国统一欧洲，但幻梦都告破灭。西方近代发展出非大国规模的民族国家，其历史文明根源还是封建制，而民主制也是从封建制内生演化而来的。

美国虽然是联邦制，但根底上还是最早的十三个州扩大的封建现代联合体。以文明史为背景的美国战略界喜欢以美国的兴衰来对标罗马帝国的兴衰，但二者还是有很大不同。更何况，一个大国不能没有历史，一个大国如果没有经历起落，则很难谈得上持久。

中国能一次次衰而复兴，往往在短暂的分裂后走向更大的统一。中国的大国政治得以运作、维系的核心，乃是靠世界史上独有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士”作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首，并不是如西方中世纪一样可以世袭、固化的政治领导阶层，而完全是通过科举考试产生，尤其是从广大的“农”中间产生，“耕读传家”成为中国人的理想。

由此，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世界史上最高的社会流动性，士也具有全体民众的代表性，这是中国文明的大国政治既“大”又“久”，合之而具有“可大可久之道”的根本所在。

“可大可久之道”在政治层面一方面包括“治法”，即政治制度，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其连续性自然也体现在制度上——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连续性是与沿革损益联系在一起的，这在学术上的体现就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以及历代职官志。

另一方面，它还包括“治人”，即政治文化，这就是士大夫政治所要求的 “内圣外王”“修己治人”的修身所展现的政治文化、政治德性与政治能力。“可大可久之道”必需同时结合“治法”与“治人”，完备的政治制度必需同时有政治文化为支撑。需要澄清的是，“治人”绝非现代所批评的人治。

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