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海外爆发以来，西方诸国政府一再强调轻症不用检测，自我隔离就好，但吊诡的是，却有众多贵族、名人、政要被检测呈阳性轻症。当然，贫富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病毒检测的机会不平等上，而且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为更好地在疫情中幸免于难，良好的抵抗力、充足的财富储备必不可少，而这些却都是困扰社会中下层的事情。

《福布斯》杂志报道，诸多富人都可从私人会所或医疗机构获得免疫注射服务，注射产品包括高剂量的维生素C、增强免疫力的氨基酸和对免疫系统功能至关重要的锌。另外，许多企业高管会在疫情期间避免乘坐商业航班转而乘坐私人飞机。教育机构“国际指导”则表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精英私人辅导服务的申请人数大幅上升，申请的主体也以富人家庭居多。

相形之下，社会中下层却没有经济资源来应对这场疫情。由于疫情，人们被迫在家工作。对于那些低收入者或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来说，暖气、网络、电脑、冰箱等这些宅家必备品和拥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来购买食物可能都是“奢侈的”。从事体力工作的人无法做到在家工作，而对于勉强维持生计的人来说，万一生病，或因医疗原因不得不自我隔离，或因生病没有工资导致收入受损，由此身负债务的人可能多达数十万计。

新加坡、马来西亚作者笔下的“外劳”，可谓生动例证。他们的工资通常远低于当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大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集体宿舍。这些宿舍的环境很差，一个房间通常住15-20人，保持社交距离，对他们而言相当奢侈，不出门对他们来说就是断了生计。加上政府要求雇主承担他们检测新冠的费用，经过检测不是患者才能工作，雇主顾虑营运成本大大增加、担心外劳集体感染而断然不敢仓促复工。

对于这些弱势群体而言，这就意味着，封国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失业问题，可能会直接导致一些贫困人口被饿死，亦即逼着穷人在感染病毒而死，还是饥饿而死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虽然宗教和慈善组织在积极帮助穷人，但是时间长了，这些组织也将陷入资金困境。

在疫情久拖不决会促发“社会不公”的讨论中，教育不平等又是一个格外受关注的话题。因为学校关闭，孩子们都要在家里上课和学习。如果说不同的家庭背景本来就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那么封城的情况则大大加剧了这一点。

有的家庭是居住条件所限，孩子没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有的家庭可能没有电脑，甚至连网络都没有（根据马来西亚作者的报道，该国教育部在“行管”期间调查显示，全国37%的学生因没有电子设备，而无法在家进行线上学习）；还有的父母没有时间、或是本身的教育水平不够，无法辅导孩子。

可以在家工作的家长，多半是白领与中产以上，在家工作的同时，还有时间监督小孩做功课甚至下场教。但维持这个社会运作最重要的底层劳动者，送货员、快递员、垃圾清运员等，他们并不因疫情而停止出门工作，他们的小孩就可能因此而丧失同样的教育与辅导机会，进而为未来的贫富加剧以及阶级固化埋下伏笔。

在国内的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在家学习的段子，都是父母、尤其是母亲们吐槽带娃和辅导功课的艰辛。但我想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能够在网上这样吐槽的人们，已经是境况相对较好的了。真正处境艰难的人，他们的声音，我们往往听不到。

一场不分疆域的疫情，不但没有带来戮力同心，却反而促发了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诸多的敌视、对立、攻击甚至冲突。然而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的话语之外，疫情最终影响的，还是每一个普通的个体，“时代的一粒沙，个人的一座山”。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或许就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现实，而疫情只是让原本就残酷的现实变得更为残酷而已。

随着战疫进程久拖不决甚至辐射整个世界，各国不得不继续推进解封和复工，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得一些国家的疫情面临失控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有效疫苗投放市场，直至全球人口普遍接种之前，中国之外的世界，持续的大流行是无可奈何的悲哀现实。

而随着时间拉长，全球疫情冲击正由临时压力深化为灾难冲击，在很多国家对内激化各阶层社会矛盾，对外催化地缘政治风险。多重矛盾、次生风险的迸发，将更加深刻地冲击着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渐趋失衡的地球与已经“起火的世界”将更为诡谲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