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磊杰】

2020年，中国面临着一个凶险万分的开局，但是通过全民的努力，实现了史诗性的大逆转。随着新冠病毒（COVID-19）在2月末突破国际传播的临界点，正式成为全球大瘟疫，整个世界逐渐陷入疫情的“至暗时刻”。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必须从全球而非本土的角度重新思考这场疫情，特别是较之中国的抗疫历程，域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究竟存在何种相同和不同。

有鉴于此，本人特地邀请在疫情期间身处16个国家的21位作者，通过日记体的表达形式，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来展现域外诸国民众在这一特殊时段疫情之下的生活以及他/她们对此的所见、所闻、所感与所悟。

针对新冠疫情，国内一些从个人体验出发撰写的文学色彩较强的封城日记，固然有其价值，但单向度聚焦一个区域而缺乏他者对比的多维视角，可能或多或少地会显得偏狭与任性。而这本名为《域外疫情观察日记》的集子囊括域外亚、欧、北美、南美四大洲十六个国家，且作者社会身份与地位都不太相同，似乎更能立基于一种全球层面的多元视角来审视新冠疫情对于不同政府与不同民众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与此同时，作为一本疫情时代的平民生活体验史，亦可为若干年后回忆这段难忘的历程留下第一手的鲜活记录。

此书从3月初开始筹备，当时疫情在国内肆虐，各种真实或虚假的信息满天飞。在网络空间中，特别对于政府应对疫情的问题，中产阶层立足各自的立场展开激烈辩论，甚至很多因难以说服对方，而径直退群、拉黑。国内民众似乎比较热衷于时事讨论，并且都潜在执持一套自己的主张——无论这个主张是否有根据。然而，提升自己说话的音量并不意味着你的观点与主张就正确，暂时无人支持也不意味着你的观点与主张就是错误和荒谬。

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忍不住的关怀”，不得不为，但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种“关怀”，毋宁说更多的似乎只是一种消遣，一种惯性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群衣食整体无忧，兼有大量余暇上网闲聊，但仍承受或多或少社会压力而对人世不易颇多感慨的人，客观上他们需要一个“吐槽”与倾吐的渠道。然而，身处其中，最大感觉是，很多时候有些争论纯粹只是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没有任何意义的“键盘治国”式的空谈。

空谈永远不会误国，而只会浪费时间。假如当代知识分子——新的“士人”阶层，面对民族与国家重大危机仅仅做一些意气和口舌之争，那么自身的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就似乎太过稀薄。为此，彼时在几多彷徨、迷茫、挣扎之际，本人开始苦苦思索，思索如何能够尽最大可能跳出这个阶层惯于空谈的历史循环，作一些真正有意义、能够留下一些东西的事情。而这便是编这本书的缘起。

一

今天是公元2020年7月25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约1500万例，单单美国一国确诊400万例，单日新增84547例，这个数字甚至接近中国迄今确认病例的总和。六个月前，那个全民皆兵、人心惶恐的“特别春节”，国人也绝然不会想到，中国今时今日会成为极少数最安全、社会面上基本肃清病毒的国家，而整个外部世界则会沦入疫情失控、阻断无望、灰暗无边的窘境。

对于中西疫情防控实效何以呈现重大分野的成因，许多学者业已给出了自己的判断，然结合切身体认，本书多位作者对此则提供了更为具象化、生活化的记录与描述。

统观这部疫情观察日记，不难发现，在疫情于欧美甚至亚洲一些国家刚刚开始爆发之时，身处异域的多数作者的最大反应往往是：

“这个国家心太大，迟早要出事。”

“1月30日，在世卫组织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美国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几乎没有什么措施上的变化。3月4日，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样没有什么变化；直到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大流行，美国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时，事态才开始改变。”

“许多荷兰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新冠肺炎不过是比较严重的流感，小孩子不容易得，年轻人抵抗力好，即使感染也可很快恢复。甚至连第一线的医生也是如此。一位家庭医师，确诊后还出门大摇大摆跑步锻炼，甚至上电视节目，一点也不担心感染别人。”

“3月12日，德国宣布超过1000人以上的活动统统取消。于是曼海姆音乐学院把观众人数限制在了999人。音乐会继续。”

“回宿舍的路上，没见到一个俄罗斯人戴口罩，俄国内普通民众对即将到来的疫情没有丝毫的紧张感。各地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恶化，口罩的脱销，朋友的确诊，公司的倒闭，我把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身边的俄罗斯朋友和同学，劝他们尽早购买一些口罩和消毒用品……但是他们毫不在乎，甚至还嘲笑着说道，不用害怕，这不是在中国这是俄罗斯。”

反观这些身处异域的中国人，即便没有亲身经历国内的疫情，但是每天关注国内的新闻报道也令他们见识了武汉疫情的惨烈程度，网络上的恐惧与现实中的国家防疫政策交相映衬，更令他们陡然生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出门之前必戴口罩，而且反复确认是否透气。从超市回来后即刻洗手，把衣服和所购物品消毒。疫情还未波及到欧洲，当地华人社区就开始鼓励购买消毒用品并适当囤粮。

1月中下旬后从中国尤其是湖北地区返回当地的，都需自觉隔离14天。华人社团会给他们免费上门送口罩。那些不自觉隔离者，有些华人用工单位会直接辞退。留学生从国内回来后，如不主动去外面租房子隔离14天，中国房东则不允许他们进门。此等近似战时状态的积极作为，与西方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确实是或者至少可被归因于一种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似乎普遍没有日常戴口罩的习惯，在他们的认知中，口罩应该是留给生病的人使用，如果有人戴口罩通常是因为自身携带病毒而避免传染给他人。戴口罩，别人就默认为你有病；有病，你还要出门，这不是出来传播病毒吗？！

根据一位作者的记录，他来德国十多年，基本上就没有见过德国人大街上戴口罩。而很多药店之所以仍有一两盒的量，是因为法律规定药店必须有至少3个以上的口罩库存，要不然此种平时根本无人问津的东西，他们不会备货。同时，尽管瘟疫一直存在于欧洲大陆的历史叙事中，但人们对于流行病的记忆却远不如亚洲社会那般鲜活。2003年“非典”席卷东亚时，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丝毫未损。也恰恰因为承平太久，可供参考的经历，也只剩下遥远的1918年的“大流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中国在疫情“上半场”所发生的一切，业已进入“下半场”的西方民众与精英们难道事先都没有看到吗？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的全球化时代，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事实上，视若无睹背后潜藏的更多是立基于种族与文明优越论之上的“傲慢与偏见”：

“中国的数据一贯造假，所以中国的数据不可信”。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与“非典”（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病毒一样，新冠肺炎也带有明显的种族与地域属性，只是需要投以同情与怜悯目光的“东方问题”。

导源于儒教文明传统的对国家和组织的服从与尊重，在管控此次疫情中无疑发挥了潜在的重要作用。国内的很多防疫措施，都是用强制性的手段来推行的。有的是政府层面，也有的是单位、街道、甚至小区层面自发的举措。有的时候，反而是层层加码，越往下越严格。然而，无论是使用“健康码”还是人工追踪防疫，保密和隐私的问题在国内都没有引起太大的讨论。

对那些出于各种私人原因而不愿意透露行踪的人，公众的态度更多的是愤怒与谴责，而不是理解和同情。相反，对于强制性的追踪、检测和隔离措施，大家则普遍是支持的。比起隐私泄露和公权力的强制，大家似乎更害怕自己的小区、地方政府等不够“硬核”，给病毒可趁之机。

相较而言，西方国家甚至一些亚洲国家似乎普遍更倾向于采用非强制性的手段，更执着于个人自由与个人隐私的坚守，最开始在采取封城措施方面的谨慎与动作迟缓，与此也不无关系。即便最终迫于无奈采取了“封城”措施，但这些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的各个地区对“封城”的定义（强度与禁止外出的对象）也都不一样，更与中国的“硬核”抗疫模式存在天壤之别。

武汉方案的严格程度，令其更接近西方语境中的“宵禁”范畴，而西方甚至一些亚洲国家采取的措施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附加弹性条件的“行政管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多数西方国家以及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一些亚洲国家的政治分权模式与国民性格相关。通过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自上至下地严格管控所有的社会行为，就必须建立高度集权的动员体制。然而，与中国的权力构造不同，本书中三个代表性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皆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型的政治体制。虽中央政府仍旧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但相较于中国的全能型体制，仍难以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