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每一个层级的地方政府长官并非来自中央政府的任命，而是由自己地区的选民投票选出。因此，日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级政府之间并非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关系，而是平行的合作关系。这种结构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另一方面自然就不可能做到全国上下步调一致。

美国的情况可能更具典型性，特殊的历史构造将美国的联邦政府造就成为一个追求个人自由至上的典型“小政府”。美国人对政府的最大期待，大抵就是“你不要来管我的事情”。所以国内很多人惊讶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如此无力，民众竟然没有太大的怨念，反而是反对继续封城的抗议不断上升。

在此等情形下，采用请求民众进行自我节制、自我约束来阻断病毒传播的方式虽显得有些软弱无力，但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央政府彼时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措施。即便随着疫情的加剧，迫使这些政府将政策一步步加码，但依然不是中国人所期望的一步到位，而更多地呈现出某种挤牙膏式的政策调整样态。

道理很简单，在选举政治下，政治主官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都会引发问题。如果反应过激，而事情没那么糟糕，你就会被人嘲笑；如果反应不足，而结果不好，你就会被视为无能。做出合适的决定并不容易。在对抗式选举的政治场域中，反对者和批评者只有后见之明，他们会毫不留情地责备他人，因为他们的本意就是制造怀疑和不信任。

同时，面临这种史无前例、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更是实质性地影响了政治决策做出的速度与难度。这一点，在中西不同的权力构造中，皆是如此。刚开始，或许与其他人一样，多数国人可能都对武汉在疫情应对中呈现的种种问题心有怨言。现在想来，虽然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但这种指责可能有点过苛。武汉毕竟是疫情的第一个爆发点，作为初始面对疫情的地区，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早期的疏忽或不重视，或许大部分是因为对疫情的未知。虽有“非典”的教训，但这次疫情与“非典”难以相提并论。这次疫情，不仅有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而且事后证明，病毒的传染性甚于“非典”。

总之，疫情给我们提出了新的决策挑战，即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生活和决策。疫情引发的次生问题，如全球化的衰退、对新技术的追捧等，还会进一步加剧生活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全球正在经历着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分水岭的巨大变化，与其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作这一变化的原因，不如说疫情正推动着这一变化的加速。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不明确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不是射击固定的靶子，而是射击移动中的靶子”。估计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都要习惯在一种不确定性中生存。

二

疫情是一面奇妙的反光镜，不仅能够折射出中外文化传统与治理构造的差异，更能彰显出非常态下域外现实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与潜在逻辑。除了对疫情期间异域文化、社会、传统的深度观察外，本书所呈现的另一面向便是政治家/政客意欲最大限度猎取选票而上演的一幕幕“疫情政治剧”。

对于意大利极右翼政党而言，作为输入性疾病的新冠肺炎，正好为他们敲打政敌和煽动排外主义提供了弹药。他们在构建自己的“新冠”叙事时，也不忘拐弯抹角地把矛头指回非洲。一个极右网站写道，中国已将非洲渗透得那般彻底，非法移民将病毒从非洲传入意大利。

在比利时，甚至在整个欧洲，早在2018年，关于5G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这类虚假信息便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现，经过两年的酝酿和发酵, 这些虚假信息同时被贴上“中国”标签并在本次疫情中实现了一次集中的爆发。而走在谣言前面的比利时政党，多半是来自瓦隆区（法语区）的极右翼党派。他们借此机会不断强化对民众情绪的煽动，挤兑与其立场相反的弗拉芒区（荷语区）政党，提升自己的政治能量，以博取民众更多的支持。

同样，在香港特区，疫情加剧之时，雇员联盟坚称，除非政府屈从于他们的要求立即全面关闭与中国大陆（而不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边界，否则他们将升级罢工行动。一位代表医学界功能组别的泛民议员在四月中旬仍评论道，英国政府在处理疫情危机问题上“比香港行动更为迅速”“我们都不满意（香港特区）政府”。而此时，香港的确诊病例人均为845宗，而英国人均则多达3761宗。这清楚表明了为制造荒唐的政治观点可以如何罔顾事实。

当然，此时此刻将疫情政治化到极致的，非美国莫属。过去大半年，美国的政治新闻大体具有两个核心关键词：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如果新闻机构站在特朗普一边，就报道说他的表现很好；如果不站在他这边，就会说他愚蠢可笑。至于中国，美国的新闻机构和精英们现在几乎任何事情都迁怒于中国，因为这个国家具有不依美国规矩办事的“原罪”：中共是不可信的；中国在撒谎；世卫组织太亲中；中国产的口罩有缺陷等等。

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从知道武汉发生疫情到病毒在美国爆发有很长的空窗期，美国还是没有为应对COVID-19做好准备。特朗普的策略是通过“甩锅”来推卸责任：这是中国的责任，是世卫组织的责任，是疾控中心的责任，是各州州长的责任。在华盛顿的“短视政治”和大选年的白热化党争之下，较之美国民众的生命，特朗普似乎更急于推动经济复苏和重启竞选集会以谋求连任。在此等政治“刚需”之下，连戴口罩都被演绎成了政治宣言的“文化战争”。

疫情非但没有使美国社会更加团结，反倒与大选之年和经济打击叠加，而黑人弗洛伊德因白人警察“跪颈”死亡引发的全美大规模抗议，不仅成为美国疫情重新加重的直接推手，更使得美国一直存在的种族矛盾、党派斗争、贫富差距及各种社会和经济不公问题愈发显性化，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愈发白热化。

美国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将疫情政治化，而是特朗普拼命想从政治化中牟利。结果对内无法协调和民主党州长的关系，对外无法协调和中国的关系。退一万步说，即便特朗普的策略成功了，美国人民在这其中又要遭受多大的损失？

在本书中，一位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自政府三月份采取更加严格的“封锁”措施以来，英国经济产出下降了31.3%，这意味着英国每天的经济损失将高达24亿英镑。仅此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许多国家在疫情管控措施初见成效之后，便涌现抗议封城的强大内驱力：“宁愿被病毒杀死，也不愿失去工作”。

更糟糕的是，疫情之下，“封锁”以及管控措施的延续，会使得潜藏的诸多社会问题逐渐变得复杂化。也或许是，原本就存在的复杂问题开始愈加表面化。本书多位作者都提到的社会不公与阶级矛盾问题，便是典型。针对疫情防控，中国是应收尽收，而且都是免费检测和治疗。然而，多数西方国家的应对模式却彰显出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从而使得原本就存在的阶级矛盾更加具象化与显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