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程琳】

受老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我国养老市场资源匹配极度不平衡，特别是在“农村子女进城务工，高龄老人照料难”的情况下，一方面，大家普遍对低成本、能放心的养老服务需求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县域公办养老院的入住率低、资源闲置现象严重。

笔者在多个省份县区的调查显示，公办养老机构的床位入住率在30%-40%之间，绝大多数不超过50%。社会老人和特困供养人员普遍存有“不到万不得已，不进养老院”的认识，老人不愿进养老院，一方面受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大众对养老院有着“监狱化”的想象，认为“进了养老院，就失去了自由”。

养老院过度管理的问题

基于对全国多地养老服务体系的调查，县域公办养老院的管理和服务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一般来说，养老机构为预防老人意外走失、伤亡等事件，普遍倾向于封闭式管理。在2020年之前，公办养老院还允许院民有限的外出活动，例如每周外出1-2次购物、理发、会见亲友等。疫情爆发之后，养老院为了保护老人群体，率先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模式。

但在新冠病毒被调整为乙类乙管，各单位各小区封闭管理模式解除之后，绝大多数养老院依然采取封闭管理模式，此举名义上是为了预防老人感染病毒，实际上是养老院为了防控意外风险、降低管理成本。

在这些规定之下，老年人的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院区之中，有的养老院空间狭小、压抑，缺乏锻炼身体、自由活动的场所，人们在公共空间内的一举一动皆被注视着，难怪会说“进了养老院，就像鸟被关进了笼子，没有一点自由。”

老人并排坐在轮椅上，望向窗外的世界（图片来源：网络）

而公办养老院管理总体停留在自上而下的管控阶段，“家长作风”明显。院方将老人客体化，设定具体的作息时间、按照惯例提供衣服被褥和食品、严管大门进出，将老人的诉求视为无理取闹或徒增负担。老人在诉求未得到回应的情形下，只好向来访的领导、参观人员打报告、塞纸条，或者向市民热线、信访部门投诉。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中，也有不少是打招呼安排过来工作的，这导致工作队伍不好管理、专业技巧难以提升。有的工作人员不尊重老人，只重视“事”不重视“人”。例如，有的护工认为“我只需要把分内事务做好，没必要和老人说说笑笑”。多数护理人员是附近农村家庭妇女，他们根据生活经验照顾老人，缺乏必要的护理技巧。还有管理人员对老人缺乏基本的尊重，例如，某镇养老院有多位院民反映，自己被门卫辱骂、殴打，但门卫是镇领导安排来工作的，很难被替换掉。

在这样的环境下，多数养老院将自身职责定位为保证老年人生命体的延续，不关心老年人的心理、社交、精神文化诉求。在这一供养模式下，老年人进养老院等于进入“坐吃等死”的状态，院区氛围死气沉沉，老人们眼神要么呆滞无神，要么极度渴望被关注。

乡镇公办养老院的资金来源是县财政拨付和乡镇财政配套，县财政拨付经费主要有五保供养人员的供养金、养老院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五保户的丧葬费，乡镇配套经费主要是养老院运转经费，有的省份将乡镇财政配套资金设定为按照老人数量，一位老人一年支付1000元的运转经费。

此外，乡镇养老院还有“院产”，即菜地和猪圈。种菜养猪是绝大多数养老院维持运转、改善工作人员福利的重要方式。有的养老院只有几亩地、几头猪，有的养老院有几百亩地、上百头猪。测算下来，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资金足够院方日常运转，院方经济创收部分则可用于改善院民生活或提升工作人员福利。但问题在于，有的乡镇不但不拨付院方运转经费，反而截留县财政拨付给养老院的养老金，有的养老院还会用特困老人护理费给工作人员缴纳社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