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选举完成“非中国”人格改造

反观集体主义的责任型体制，决策权必须与最坏的后果绑定，因此战与不战的责任都在体制。后者不需要以家人的牺牲来证明决策正确和体制正当；相反，这种文明体制的最低标准是人命，而不是自由。

这就塑造了责任型体制的慎重性格：既不轻易决策，也不滥开政治支票，更不轻启战端的行事规律。可一旦令下，必是周全准备与最终责任考量的结果，也必是收获战略目标的雷霆行动。

看眼下台湾政客仰望的“日本有事”，面临中国大陆旅游、留学、外交、经贸、两用物资与稀土等工业原材料的禁令，再加上半年内归还唐鸿胪井碑等18件中国文物的追索，层层窒息，甚至瓦解在即。

但在“去人化”豪猪战略体制下，智力与道德双重萎缩的人格无法理解当今中国有五千年融合型文明足以承担和修补错误，有责任型体制来抗灾解难，个体永远不是最后的防线──这就是中国人堂堂正正的的文明底气。

然而在新世纪，台湾地区对伊拉克、对阿富汗、对叙利亚、对巴勒斯坦、对委内瑞拉的心态，完全倒向美国和以色列，失去了济弱扶倾的中国文明素养。这是因为政客代理型体制的信徒，思考周期只需4年、不需在意整体利益、无法承担终局责任、只管满足附庸外力的智力与道德惯性使然。

更不用说“台日有事论”的军国主义者安倍晋三遭枪击后，国民党降党旗致哀与民进党降“国旗”同悲，以及党校政治大学沾沾自喜于“全球首座安倍晋三研究中心”的心理状态。

然而在地理、经济、历史、政治和信息对大陆多重隔离近80年的情况下，台湾人对过渡体制的归属感，以及对民主自由的无差别信奉，其实是“合理生成的产物”。

对一般台湾人而言，“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或民族概念，而是护照、选票、健保、升学、就业、司法救济和生活秩序的稳定感。那不是民族性归属，而是一种功能性归属。也就是说，当今多数台湾人的政治与历史认知，表面看来是“愚昧”，其实是不得不然的“生活合理性”。

只有在上述的生活功能性逐渐不支并趋向崩解的情况下，台湾人才可能集体转向质疑与挑战“中华民国”和“民主自由”的正当性──这就是大陆方面在军事手段之外，对于和平统一、体制自信的来由；反之，也是台湾方面全力维持现状的原因。  

正如赖清德那句标准的过渡体制语言：“留着（“中华民国”）这名字有助于团结台湾社会”。也就是说，避免台湾人质疑或内爆“中华民国”。

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精神控制──由政学媒共同建构一套“非中国”叙事和话语──通过新闻媒体和教育体系，从历史、政治、民族、字体、腔调、制度、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领域，铺天盖地宣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或者说“当今中国已不是中国”，使内在于台湾人的“中国”彻底异化为“他者”。

支撑这套“非中国”叙事和话语的利器，就是“民主自由”的选举制度和价值体系，后者是百分百的欧美产物。

但台湾舆论场上的程序主义“民主自由”，制度上至今才30年；就算嫁接1912年民国以后失败的制度尝试，总数也不过中国民本政治的1/20。欧美式的选举主义民主，本质是资金与身份政治，说到底也没超过中国扬弃的魏晋门阀制度。

因此，所谓“‘中华民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所谓“中华文化与民主制度兼容”，所谓“中华文化在台湾”的话语和叙事，其真实目的在于“非中国”，以便进行独占台湾的制度套利。

高频率的选举行为，固然是为了岛上统治者的“内部合法性”，但过渡体制的投票仪式本身就是对台湾人进行“非中国”的精神改造──选民每一次的投票行为，都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洗礼；每个参选人的政见表演，必然通过“非中国”的公众安检──这就是“民主自由”在台湾的底层逻辑。

1945年10月25二十五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今为中山堂)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脚踏着政客的契约，背负着退伍的希望

可问题是，抗日战争胜利80年后，如果“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还算是台湾光复吗？

这问题本身反映了台湾光复的艰辛，这其实需要两个历史阶段的持久战──由于上世纪以来美日相继的新旧法西斯侵略，以及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复兴的国共两条路线和两种战场，共同决定了这个客观事实。

如今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与责任型文明体制，贴近人民大众真实的生活感受；只不过，台湾人仍处在过时且抽象的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威权的“二极管”式的集体语境中。语境、处境和相应思维的落后，恰恰证明台湾光复第二阶段的正当性。

准确说来，1945年的台湾光复，是完成历史和主权的初阶正义，台湾复归为中国的一个省。其后由于新旧法西斯外力的介入与自身代理型政客的出卖，操弄“台湾地位未定论”，包括重提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这就推动责任型文明必然承担第二阶段的台湾光复的历史使命。

进一步来说，第二阶段的台湾光复，已不仅仅是军事名词，而是更深刻、更有条理的文明和制度意义上的完成。

从台湾近期的热点争议事件来看，政治上的司法失序、财政失衡、行政不作为、立法被架空……，分权制衡演变成扩权掣肘，岛上学者和媒体纷纷指为“宪政危机”，频频呼告自己阵营的选民用下一次投票来教训对方──再明白不过：永远没有终局负责（人），永远不断延长冲突，永远不敢拒绝美国军售，永远将生存成本转嫁人民──这就是没有“永远”的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

比如校园“教师荒”。台湾义务教育的重心在于课纲的政党攻防与诉诸选举动员，迟至今日尚未确立教师分级制度，以致校园师资参差不齐、同酬不同工。这是因为4年选举周期的体制惯性，树木不足，何况树人？始于1990年代的西式教改运动，将师生关系契约化，学校成为服务业者与消费者的偶然组合，成为家长、官僚与教师处理申诉的博弈舞台，结果是学生与教师双输。

而在大陆，学校仍被视为教化德行的场所，通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教师定位为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保障。作为国家治理链条的组成部分，教师承担教书育人的家长式责任，但没有直面个别家长情绪审判的义务，师生间仍存在高于权利契约的伦理连结，体现了集体主义演化论的本质。

至于“兵役和安全”：一边是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一边是脚踏着政客的契约，背负着退伍的希望。一边向来不外包安全，强调军队的专业化治理，是典型的体制责任论；一边在安全外包不靠谱的无奈下，启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和40万民力武装，是体制不兜底的个体豪猪化。

两军体制性的对照是：基于中国文化和平主义的实力观，解放军是为了不战而强大；台军向来依附外力与对外军购，又信奉欧美民主契约论，是为了引战而以身为饵。前者从军为了维护集体生存与文明存续，展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后者从军为了维持民主代理人身份的筹码，表现对国际霸权的附庸性。

其他如“能源政策”“人才选拔”“基础建设”“社会治安”“法律作用”“劳资关系”“社会福利”等，总体上，核心差异就是主体性与时间轴的不同：

大陆体制“民与国共和”，视人民和国家为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强调对所有成员的生存与尊严的最终责任；台湾体制是所谓的“民与‘国’各行其是”，视“国家”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契约组合──政客作为代理人，必然优先满足其核心支持者的利益，而不是全体成员的长期福祉。

大陆体制看在今后，思考的是世代利益，愿意忍受当下的阵痛，以换取未来的绝对优势；台湾体制只见当前，思考的是“任期”利益，所有的决策必须在下一场选举前看到成效，导致政策缺乏长期连续性。

换句话说，从军事和政治看来，台湾已光复80年；但从文明和体制来看，台湾唯有再光复──回归文明母体，才可能重建正义优良的文明社会。

注释：

1.“九六共识”是吕秀莲在2010年提出的实质为“两国论”的概念。她在2010年3月18日成立“九六共识推动联盟”，并召开记者会，主张以“九六共识”取代马英九强调的“九二共识”。前者主张，台湾地区在1996年3月23日首次举行所谓的“总统”直选后，就已经确立了自身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其主要论点有三：1996年的领导人直选标志着所谓“台湾主权的确立”；1996年以后的“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两岸“各表中华”、“各自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补记：1995年，吕秀莲率百人团赴日本下关，感谢日本百年前占领台湾“是不幸中的大幸”。

2.“小橘书”是指台湾防务部门于2025年9月16日发布新版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全名为《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强调“不投降”的心防意识，并教导假信息防范与伤员处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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