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新时代中国统一的实相是什么？当人们怀着旧时代未竟的遗绪来认知这个萦绕不去的课题时，面对纷杂的世局变化与因应之道，或许需要新的思考和话语维度来回答这份历史作业。

有人认为，中国人身份认同回潮是台湾在2025年以来的新现象。然而在当代，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身份除了主观上的意愿，还有客观上的文明规准存在，其中首要的就是“认同并追求国家的统一”，只是那已不止于军事和政治的意义。

虽然就历史上看，中国人合分相继、治乱相寻，但这并无碍于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鉴往知来。

大一统固然是源自一连串相互强化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地理与疆域感、历史叙事与文明连续性、经济整合与利益网络、社会与教育机制、政治体制与国家安全逻辑、日常生活的制度嵌入、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观等等。但基于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国家统一其实是文明与制度再确立的表现方式。

就这个视野来看，无法承担国家统一的政治势力与符号，必然因为文明秩序发展的需要，而走向落幕。

为了抵制这个文明进程，台湾岛上各阵营或明定红线，禁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反制“企图消灭‘中华民国主权’”；或暗度陈仓，借口“和平”“民主”来掩护遗留加工体制独占台湾利益。

蓝绿两党借西风“独占”台湾

在台湾政客看来，抬举“中华民国”虽不能求“独”，但还能拒统。

诞生于中国内战时期的《中华民国宪法》【注：1946年12月25日由制宪国民大会于南京议决通过，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自始注定沦为分裂国家的工具。首先是两蒋附注补充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注：1948年5月10日公布实施，蒋介石集团溃败撤逃台湾后，在台湾地区继续施行，直到1991年李登辉废止该条款。】，以法律的形式割裂国家；再来是蓝绿合意建构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以续尾的方式“独占”台湾。

上世纪两蒋时代结束后，新兴的台湾本地资产阶级接手“中华民国”统治机器，依旧是既不愿统、也不能独，却还顶着“依其固有之疆域”的“中华民国宪法”。

于是他们决定“修宪”──其实就是避开“制宪”的政治风险，以“冻宪”+“变宪”（冻结文本+增修条文）的方式，借用历史遗留的“中华民国宪法”来重新打造力所能及的行政体系。其逻辑是排除“大陆地区”，以“自由地区”（金马台澎）直接选举领导者，从而获得所谓“统治合法性”与“独立主权”，名称还叫“中华民国”。这就是吕秀莲等人所谓的“九六共识”。【1】此后台湾人所谓“国内”的集体意识，已经不包含“大陆地区”。

以“九六共识”的诉求为核心，自1991年到2005年，蓝绿上台后，手中的“中华民国宪法”历经7次增修和数度解释，一路被矮化成蓝绿阵营“独占”台湾的护法。这种政治操作来自1990年代，做为后蒋时代的台湾当局对大陆《告台湾同胞书》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回应。

1978年以后，大陆开启改革开放，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出台，不但没改变国民党的“反共”戒严统治，反而让蒋经国在政治上转向“台湾本土化”，这是1990年代李登辉推出“两国论”的源头，也就是所谓“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开始。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大陆推出双重遏制战略，分别在两岸之间与台湾内部分化力量，使其限于平衡遏制、“不统不独”与消耗式和平的状态，以便自己拿捏。民进党虽保留“台独党纲”，但在这种内外形势之下，也在1990年代开始顶礼膜拜“中华民国”，与国民党人合意“变宪”。

当时蓝绿阵营掌控的政学媒系统，一律称其为“后威权时代的民主化改革”，其本质是打着改革旗号，横向引入以分权、契约论、权利防御为取向的欧美民主制度，来作为“独占”台湾的护法。

两种体制与“互不隶属”

蓝绿两党着手“变宪”的同时，台湾行政部门在1991年2月出台所谓“国家统一纲领”，以政治表态的方式来对岛内外宣示维护“法统”，作为统治阶级“独占”台湾的护身符。就连后来制造“两国论”的李登辉，也三复斯言“中国必将统一”。

也就是说，当原有的“宪法”框架不敷指导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关系时，就需要一个额外的、位阶较低的政策文件来明确“统一”的进程和目标。其后随着蓝绿合意“变宪”，将“未来”的选项模糊化，并转为务实管理“现状”，所谓“国家统一纲领”作为政治姿态的历史任务也就结束了。

2002年8月，陈水扁喊出所谓的“一边一国”。大陆方面鉴于台湾的政局变化，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2005年3月表决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重申和平统一的目标与非和平方式统一的条件。次年2月，陈水扁顺势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连维系“法统”的政治表演都省了。

2008年马英九就职台湾地区领导人一个月后，司法部门“释宪”机关出台第644号解释文：人民团体可以主张共产主义，也可以主张分裂国土。

鉴于“国家统一纲领”的位阶不如“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法学博士马英九拒不恢复“国家统一纲领”。他认为“不统不独”的政治盘算，足以和那种自由主义解释文形成平衡制约；但“不统不独”的过渡体制，反而被利用来进一步改变“中华民国”成为“台独”的宿主，成为拒统抗中的政治掩体。

所以当蔡英文与赖清德相继主张“‘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时，原本规定台湾人的中国权利义务的“中华民国宪法”，早已演变为对立于固有之疆域的“独占台湾护法”。

这不仅是民进党使然，更是诞生于中国近现代过渡阶段的中华民国本身——由于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而被拘留在中国台湾省，经过两蒋及其政治上的孝子贤孙相继加工改造，沦为政治和历史双重遗留的过渡体制使然。

正因为是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所以政治方向可随选举浮动、责任可在政党间转移、历史评价可被重新叙事──所谓“国家统一纲领”的存废就是结构性必然：任何需要长期承担而不可回避的“国家”目标，都会被过渡体制本能排斥。

与之相反，《反分裂国家法》意谓敢于将最坏情境纳入制度，并为此承担责任：它不假设历史一定顺利，也不将危机推给未来世代，更不把民族存续问题交由偶然的政治风向──这就是责任型文明体制。

从“国家统一纲领”之废与《反分裂国家法》之兴，足以对照出“中华民国台湾”的底色：权责可以切割，冲突必须无限延长，代价完全由人民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