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本身带有开放性。所以我过去用过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是“跨体系”的，一个跨体系的人，一个跨体系的社会。所谓跨体系，语言、宗教、文化、习惯都是体系，一个个的系统，可是我们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都是各种关系构成的，是可以跨越体系的。又反过来说，人构成了一个社会，所以社会内部的文化，本身是有多样性的，所以有理论的语言说，“所有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无数他者的痕迹所构造出来的”。

我们的文明里面包含了很多别人的东西，不是说你的文明都是你自己。鲁迅先生说“吃了牛羊肉，自己也不会变成牛羊”，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如此，每一种文明如此，每一个世界都是如此，内在地包含着多样性，因为都是由别的不同体系，共同造出来，但是它仍旧能够组成一个社会。

但是，任何一个跨体系的社会，又都是跨社会的体系的一个部分。比方说，我们中国社会跟韩国社会，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一个体系，因为我们共享儒家文明，都属于汉字的文化圈，我们有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一系列纽带。文化让具有多样性的社会群体相互连接。也正是因为社会内部的多样性，社会才可以跨越体系进行相互连接，这也是一种文化关系。甚至社会、政治的关系，都包含其中。

人作为一个主体而言，是一个有机的、有能力思考的、有自主性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各种自身特质的叠加。人如此，家庭如此，社会也如此。这就是文化，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文化。

开放与自主

南风窗：改革开放给予社会的自由度，消除了我们面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压力，同时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科学主义也得到广泛的认知和传播，后者是一种强大的进攻性力量，一时之间言必称希腊，不过今天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后者的反思早已从知识界中的少数知识分子溢出到大众言论场。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维系了中国的主体性？

汪晖：我们在90年代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是非常边缘的，就像你说的，只是少数的知识分子，甚至是极少数人在提出这些问题，所以那时候引发了很多的震荡和讨论。但这种思想在今天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公共意识里面去了。我觉得它不是因为几个知识分子的能力，而是源于社会变迁的后果。

社会变迁的后果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市场，20世纪80、90年代，市场似乎是一个自生自发的理想秩序，但是今天，我们逐渐意识到市场不是一个自生自发的秩序，相反，背后还有很多操纵的力量。另外，我们正处在一个漫长的金融危机之中，2008年至今已经10年了，我们还没有走出来，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当下世界的危机的存在，使得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此时就必须要思考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需要设想不同的发展模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过去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冷战的封锁，使得我们的社会交往的丰富性下降，可是全球化以后的流动性急剧提高，给了我们很多的方便，很多的丰富性。但是当社会高度流动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压力、危机同样是深刻的。移民的危机，由于流动所造成的族群冲突，由于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大规模接触所导致的冲突，都是随着现代的过程而来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状态，使得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开放性并不是简单的理想形态，因为这个开放性本身是充满了矛盾性也充满了风险的。多年前，我写过文章，《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大概是说，我们今天需要探求的是要在一个开放条件下的自主性，不是简单、封闭条件下的自主性。越是在一个开放条件下，人越容易失去自己，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事实上，自主是开放的前提，没有自主性的开放不过是随波逐流。所以自主不是和开放对立的，越是开放就越是需要自主。就好像一艘船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你如果没有能量去驾驭这艘船，那怎么能够穿越海洋呢？开放性跟自主性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今天所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就是在开放条件下的自主性。

美国这样的社会，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军事霸权，现在也带有越来越多的封闭性，它以霸权的姿态来维持衰落中的霸权，其方式似乎是大家常说的“退群”，退群就是要重新回到某种半封闭状态。我们讨论的自主，与美国的这种霸权状态完全不同；恰恰相反，自身对自主性的诉求也产生了对其他社会的自主性的尊重、对共同参与的愿望等。在我看来，封闭不是自主的同义词，自主是开放的前提。区分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是在开放条件下如何维持自主，这个挑战是很深刻的，因为挑战发生在各个方面，甚至很多旧的概念都没办法简单地使用了。举个例子，主权是20世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你怎么去讨论主权？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有那么多的国际组织，中国也参与其中，如何谈论这些问题？更不要说中国内部的灵活的制度安排，也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由这个问题所引出的一系列理论、重要的问题都值得思考。

南风窗：中国有没有什么特质可以帮助自身维持这种开放条件下的自主性？

汪晖：中国有许多其他社会所没有的条件。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社会，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又从来没有被完全殖民化，所以中国经济的多样性是远远超过那些经历过殖民或被组织在殖民主义劳动分工内的其他社会，内部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都是非常强的。

那么问题就在于，在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格局，我们是要削弱这样的多样性还是要同时兼顾这样的多样性？我们是要在牺牲乡村组织的基础上进行城市的发展呢，还是同时兼顾乡村和城市？我们到底是兼顾文化的多样性，建立一个社会的共同体呢，还是去走一条单一的道路，像苏联那样，到最后变成一个个的民族共同体四分五裂？跨体系社会的含义就是，这是一个社会，但在每一个层面都包含了多样性，从而这个社会是内在开放的，而不是同质单一的。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几千年绵延下来的一些非常值得珍视的历史条件，是我们探求中国道路的先决条件。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政治共同体，它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承载，这些东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都不能不考虑。任何一个社会一旦形成路径，就有它的力量，也有它的惰性，需要有自我改革的能量。

从这一面说，就探索开放和自主的发展过程来讲，我认为中国的确是存在着很多的历史条件和基础的。反过来说，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知识领域中过分蔑视或者否定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经验的思考方式，是持批判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