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和特殊不一样

南风窗：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建构在“现代性”的基础之上。1982年之后，中国的主流话语里出现了一个始终不渝的定语——“中国特色的”。你怎么理解这个词组，它可以被视为中国主体性的彰显吗？

汪晖：我的注意力在哲学上的区分，更愿意区分另一组概念——特殊主义和独特性。我强调的是独特性，而不是特殊主义。有人说独特就是特殊主义的，我不这么看。当我们说自己很特殊的时候，是说自己不同于普遍状况，因此，特殊主义是以普遍主义为规范才提出的，虽然形式上是对立的。

“独特性”和特殊主义不同，特殊性似乎是普遍性的反面，但独特性本身就是包含着普遍性的独特性。世界上的每一个文化、文明，每一个独特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所以它是独特的，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

我们经常会说普遍的就是可以复制的，我不认为如此。因为普遍性都是存在于独特性里面，通过独特性来呈现，反过来说，你也只能在独特的情境里面去追求那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是可以随便用“复制”这个词的。

西方有没有独特性？当然有。有没有普遍性？当然也有。可是这个独特性和普遍性都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的文化、事件和人物的条件之下的，我们可以受它的启发，从它那儿得到很多经验和教训，但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它的同时并不能复制它，也不应该去复制它。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也是同样道理，我们能复制过去吗？唐朝很好，汉朝很好，我们就复制汉朝和唐朝吗？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学习。

那我们学习它是不是就是认为它是有普遍性的？的确。但是那个普遍性是可以被别人复制的吗？不行，这是独特的。所以不是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讨论独特和普遍，而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境中来理解独特性所包含的普遍性，或者说普遍性得以呈现自己所依赖的独特性。没有一个抽象的普遍，普遍总是具体的，总是蕴含在具体的事件里面。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件总是有它一定的存在条件，这些条件是其他情境下不具备的。你可以学习，可以受它启发，但是无法复制。

也有人问，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不是可以复制，我觉得这没有意义，倒过来也一样。强调独特性，强调在这个意义上的具体条件下的探索，都是强调我们任何一个社会，探索自身的道路，都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而不是说从哪里原样拿来就可以的，没有这样的捷径。

南风窗：经过五四、文革的两度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在改革开放至今40年里，一步一步又回到了主流认可的范围之内。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曾经被现代性傲慢地拒绝的历史，最终还是参与了中国的现代性的塑造？从你的角度如何梳理这个过程？

汪晖：我们理解历史跟现在的关系有不同的方式，最好避免回答这样的问题。

20世纪非常独特。在20世纪之前，中国并没有什么19世纪、18世纪的概念，也就是说，20世纪重塑了中国人的时间概念，重塑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深入地研究历史就会发现，19到20世纪的大转变，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的其他地区。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一个相当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仍然是一个难以逃脱的话题。那么，在发生巨大变化的20世纪之后，怎么去理解我们的传统？传统是什么？如何去理解历史？就变得很重要。

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它的整个姿态是断裂的、反传统的。但是细致研究也会发现，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方式和过程、社会组织的形式，并不像它宣称的那样彻底地和历史断裂。即便在革命最激进的时期，我们的社会关系中的许多模式里也包含了很多历史的、传统的要素，有一定的连续性。

这不等同于说用这种连续性来否定“20世纪带有很深刻的断裂性”，我们对于历史传统的理解，应当超出这样的模式，因为每一次历史传统的绵延，并不都是自然延续而来的。唐朝时佛教兴盛，但它是外来的宗教；到宋代的时候，儒学又开始复兴；来到近代，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根本性地改造了我们的社会组织、国家形态，我们的用语、穿着、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你当然可以讨论断裂的问题。可是文化的要素，是以不同的曲折的形式渗透在里面的，所以看待断裂和连续，需要有一定的辩证的思维，不能简单地从连续的角度来否定当时的断裂，因为那个断裂本身表达的也是一个行动的意志。

一开头你问到中国文明、文化的延续性，命运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没有19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国人付出的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中国在地球上的“球籍”还存在不存在都是个问题，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反思地对待20世纪里面很多的问题，但如果过分轻率地否定20世纪，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

不仅在中国，今天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各个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还要更深入地思考。

中华文化的韧性是它一枝独秀地存活到今天的必然性所在。

图为2018年4月1日，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庙会上的“踏白船”传统水上竞技活动。（摄影/ 新华社 徐昱）

南风窗：中华文化有很强的韧性，这是它一枝独秀地存活到今天的必然性所在。“礼失求诸野”，在改革开放40年中，民间认同是很重要的保存方式，然后逐步回到官方话语体系，可以这么理解吗？

汪晖：不完全是这样。

一方面，在民间社会，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组织当中，传统文化是从来没有完全消失的，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在国家形态里面，虽然中国在政体上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国家，可是它的文官体制和社会组织模式里面也包含了传统的要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科举考试在一百多年前被废止了，但今天的文官考试和高考，不是都包含了科举考试的因素吗？这也是它的基础。

再有一点，任何文化的真正活力都在于对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渗透力，它是被不同的力量不断地挪用的，并不是简单的说就是民间的。民间会使用，官方也会使用。比如说宋代讲天理，王朝政治用天理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以强调天来把自己合法化，可过去的造反者，也说现在没有天理了才要造反，所以每一个文明里面包含的要素都是极其丰富的，都可能被不同的力量所使用。

同时还有一点要注意，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要素在，我们怎么去学习别人？任何文化交流都是有一定的前提的，你不可能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就去把别人的拿来了。事实上我们能够去理解、接近别人，也正因为你有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