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进一步看整个台湾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895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整整50年。但在这50年里，“祖国意识”始终是台湾汉人身份认同的主旋律。

无论是1895年到1915年的武装抗日，还是1920年代以后的文化抗日运动，再到1937年以后许多台湾青年回到祖国参加抗战，这整条历史脉络都说明一点：台湾人在整体上始终把自己视为中国人。除了极少数汉奸之外，很少有人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台湾义勇队设于金华的第一“台湾医院”，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台湾医生”。

鲁迅曾在1925年和台湾青年作家谈话时讲过：“现在祖国没有能力帮助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所以1928年的台共也曾主张“独立”，但它并不是“独立于中国”，而是“脱离日本殖民统治”。

“台独派”的史观刻意把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歪曲为“台独”，但真正的问题是，当时所谓的“独立”是针对日本殖民统治提出的，而不是指脱离中国。所以，“台湾民主国”的年号仍然使用“永清”，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中央能够处理台湾问题。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到了1980年代以后，很多历史概念与事实被“台独派”的史观刻意包装、偷换，原本属于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一部分的主张，被扭曲解释成“台独”的历史正当性。一般人如果不了解历史，就很容易被这种叙事带着走。

1895年以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确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其中最核心的，仍然是“祖国意识”。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变化。辛亥革命以前，台湾人的认同更多是“大清认同”；比如，抗日志士简大狮（1870-1900）牺牲前声言“生为大清之人，死为大清之鬼。”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简大狮

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清朝灭亡以后，台湾人又面临新问题：既然清朝没有了，那我们是谁？有些人为了维持民族认同，甚至坚持不剪辫子。像洪弃生（1866-1928）这些抗日志士，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武装抗日失败后，仍通过保留辫子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不是日本人。”到了1915年，台湾岛内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抗日的领导人余清芳则用“大明慈悲国元帅”来号召民众。

包括吴浊流本人，一直强调自己的汉民族认同。他在日本殖民统治最黑暗的1944、1945年“皇民化运动”时期，才会写出《胡志明》那部小说。他其实就是在表白台湾人的身份，说你为何不表白你是明朝的后裔。

小说里面写的，正是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从私塾教育，到进入日本公学校、师范学校，不断遭遇殖民歧视。他慢慢意识到，日本人始终把台湾人当成“二等国民”。但更复杂的是，当他后来回到南京以后，又遇到另一种尴尬：南京当时是汪精卫政权时期，结果祖国同胞又把台湾人当成“日本人”。那么，台湾人到底是谁？今天很多人以为这是当代才出现的问题，其实问题早就有了。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台湾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面对这个问题。

包括后来很多人引用的“台湾是台湾人的”这句话，在当年也不是今天这种经过扭曲的含义。那个时代台湾知识分子讲这句话，主要是针对日本殖民统治，其本意并不是要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台湾民族国家”。但今天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把这些历史语境全部抽空，只保留字面上的一句话，拿来服务于“去中国化”的叙事。

吴浊流写《亚细亚的孤儿》，真正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在最早版本的小说结尾，不是现在很多人所理解的“台湾人的悲情”，小说最后写的是：有人半夜偷偷收听广播，听到胡志明在昆明对台湾同胞广播，鼓励台湾同胞回祖国参加抗战。

这个结尾，与历史事实是对应的。

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人被殖民统治50年，最终真正看到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是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尤其是1937年以后，随着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很多台湾青年回到大陆参加抗战。据不完全统计，到抗战胜利前后，大约有五万名台湾青年返回祖国参与抗日。所以，吴浊流的小说真正想表达的主题，是和这一段的历史经验相一致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后来“亚细亚的孤儿”会被重新解释成“台湾孤儿意识”呢？

因为到1979年、1980年代以后，台湾一些新的文学与历史论述开始刻意强调“悲情”“孤儿”的情绪。他们特别强调小说主人公最后“发疯”的情节，说台湾人在日本人眼里不是日本人，在中国人眼里也不是中国人，所以台湾人只能回到“台湾主体性”。但这种解释，只是抓住了历史经验中的“弃儿意识”，却故意忽略了更核心的“祖国意识”。问题就在这里。1895年以后，台湾人确实同时出现了“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两种情感，但直到1945年以前，主导性的情感依然是祖国认同。

光复后《台湾新生报》连载吴思汉寻找祖国的自述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