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9年底，高雄发生了“美丽岛事件”，国民党当局进行镇压。【注：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发生于台湾高雄市的重大警民冲突事件。该事件由《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主导，诉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争取民主。事发后，台当局展开大规模搜捕，共逮捕150余名党外人士。黄信介、施明德、林弘宣、林义雄、姚嘉文、吕秀莲、张俊宏和陈菊等8名核心领导人被移送军事法庭，以“涉嫌叛乱”等重罪起诉。在美国压力下，最终未判处死刑，其中施明德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等分别被判处12年至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从1950年代以来，台湾所有的政治案件都是秘密审判的。但“美丽岛事件”却在美国压力之下，第一次采取“公开审判”的方式。正因如此，在“美丽岛事件”中被捕的这些人物，承接了1895年以来所谓“台湾人的悲情”的“政治遗产”，累积了雄厚的未来参选从政的资本。

与此同时，台湾反对运动内部的路线分歧逐渐凸显。原本较具“中国认同”的统左派路线，慢慢失去主导地位；而强调所谓“台湾本土”的路线，逐渐成为主流论述。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后来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李登辉时期整个路线的转向。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台湾社会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读《夏潮》杂志。后来也像同时代少数比较“进步”的青年一样，受到乡土文学论战的思想洗礼。尤其是陈映真先生的创作与文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大。

而我自以为不断在“进步”，可我年纪越大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孤单。我们这一代原本一起走的人，最后并不是越走越近，而是越走越远。我慢慢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很多人顺着整个时代政权变色的潮流走到另一边，甚至进入体制、坐在“庙堂之上”。有更多的人，当年我们在批判国民党的时候，是典型“党国反共爱国”教育下的“爱国”者，但今天也都变成“绿色”的台面人物，或是所谓“爱台者”了。

“台湾人”到底是谁？

我是1960年出生于苗栗县的客家人。因为它是台湾少数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地方。因为民进党的势力长期以来很难成为这个县的主流，今天在台湾网络上经常被嘲弄称为“苗栗国”。

在家乡，我从小到大，几乎没听过“台湾人”“台湾话”这种说法。我们那个县的社会构成就几种身份区分：主体是讲“客家话”的“客家人”【注：台湾客家人，通常指其祖先多于明末清初时期自广东（如梅县、惠州）与福建（如汀州）渡海来台，主要集中在新竹、苗栗、花莲、屏东、桃园等地。】，沿海几个乡镇讲“福佬话”的“福佬人（闽南人）”，1949年跟随国民党来台的眷村的“外省人”，以及偶尔会从深山下来脸面犹有刺青的“泰雅族”的所谓“番仔”。因为我们是主流，所以就会嘲笑相对少数的人。例如，那些母语是讲福佬话的同学，他们讲国语（普通话）的腔调跟我们也不太一样。他们的口音就会是我们嘲笑他们的材料。

然而，1979年我去台北上大学，刚进宿舍寝室，与南部来的室友互相自我介绍聊天时，却听到他不断提到“台湾人”“台湾话”，而他所说的“台湾人”“台湾话”，并没有包括我们“客家人”和“客家话”，其实就是我们家乡所说的“福佬人”“福佬话”。尽管他并没有“大福佬沙文主义”的恶意，但我还是敏感到这背后似乎有一种我尚未体会到的更深层的历史结构所指涉的政治性的身份。

后来我去高雄帮党外候选人助选的时候，因为有事而打电话到台北竞选连线总部的办公室请教，接电话的一位政治犯出身的独派工作人员吧，听到我用普通话讲话，马上就用语气非常严厉的“福佬话（闽南话）”责备我，说“你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怎么不会讲台湾话？”我毫不客气随即用闽南话回了他一句三字经。这是我在1986年就已经面对的“台独法西斯”。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大声说出爱台湾”之类的口号便是当时反对运动主流的政治正确了。

我因为参与反对国民党的“党外民主运动”以后更加切身感受到这种身分认同的问题，于是开始回头认识自己而去思考：我们客家人到底是什么？台湾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既然我是一个爱台湾的台湾人，就应该真正认识台湾。于是我也开始认真阅读台湾历史。

1986年，我在参与学生运动杂志《南方》创刊期间，强烈感受到周遭形势的变化。所谓“台湾人史观”已经是反对运动的主流论述了。我于是开始阅读台湾史。其间也读了后来被很多人奉为所谓“台独左派”的“圣经”的史明所写却尚未公开出版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复印本。当时在我们的圈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而且会去读这种禁书。但老实讲，我当时读那本书的时候，只觉得它又臭又长，像是“剪刀浆糊”拼贴出来的东西。读完以后，脑子反而更加混乱。

后来，我又读了另一位老台共前辈苏新（1907-1981）所写，1949年在香港出版，但当时也是盗印出版的禁书《愤怒的台湾》。苏新是台盟创盟前辈，也是老台共。他的这本书，从荷兰殖民台湾一路写到1949年。读完这本书以后，我立刻明白：我不可能是“台独”；而且我也知道，“台独”这条路根本走不通。这是《愤怒的台湾》给我最大的教育。跟史明那种越读越糊涂的“四百年史”不同，苏新的书把台湾历史讲得非常清楚。

日本殖民下的“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

从《愤怒的台湾》开始，我真正走进了台湾历史的学习，开始试图理解自己的身份问题。

1970年代，《夏潮》杂志首先重新出土被湮灭的日据时期台湾反抗史与新文学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了台湾文学界、史学界的关注方向。因此，到了1980年代，吴浊流（1900-1976）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就因为“台独派”用来做台湾人身分认同的文章而重新受到重视。这本书后来就成了统独论争中非常重要的文本。

罗大佑曾写过一首歌，名字就叫《亚细亚的孤儿》。罗大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我们年轻时唱卡拉OK，唱的几乎都是他的歌。为什么连流行歌曲都在唱“亚细亚的孤儿”？因为1980年代，台湾岛内有很一股重要的思潮，就是借“亚细亚的孤儿”来塑造台湾人的历史观。但问题在于：这种“亚细亚的孤儿史观”，真的是吴浊流原本的创作意图吗？

我重新研究以后发现，并不是。吴浊流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皇民化运动”最严重的时候，面对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危机，而冒险写下这部小说。他真正想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台湾人只有回去祖国参加抗战才能得到解放。

吴浊流1943年起稿的小说是用日文写成的，原名不叫《亚细亚的孤儿》，最初题目是《胡志明》。为什么叫《胡志明》？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象征着殖民统治下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尤其吴浊流作为一个客家人作家，民族意识非常强烈。“胡志明”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一种“表明自己是汉人、中国人”的意味。在他那里，根本不存在身分认同的困惑，而是要通过胡志明的一生，一一揭露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污泥渣滓。只是1956年在日本出版时，因为书名恰好与当时的越共总书记同名，不得不把主角的名字改为“胡太明”，并把书名改为体现台湾人历史遭遇的《亚细亚的孤儿》。

后来我研究台湾历史，尤其看了1895年《马关条约》后台湾的抗日史，我才真正理解：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以后，台湾汉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身份认同”问题。在那之前，大家只是清朝子民，并不会特别去思考“中国人”这个身份。但日本殖民统治开始后，台湾汉人开始产生一种新的“祖国意识”。朝鲜被日本彻底吞并后已经失去祖国，而台湾不同，台湾还有海峡对岸的祖国；虽然这个祖国“不争气”，把台湾割让出去，但台湾人反而因此产生了强烈的祖国意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另一种意识——“弃儿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被祖国抛弃”的怨愤心理。这让我逐渐理解，台湾汉人的身份认同，其实长期在“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之间摆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