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来建立在大众文艺上的南方文学

从上述三个例子，我们能捕捉到南方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那就是：南方文学需要来自北方的命名，南方作家彼此缺乏了解和共同语言，以及南方读者不阅读南方文学作品。这种隔离与失语状态的形成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20世纪曾经是一个伟大的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在反抗之中，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共同体意识：非洲的泛非主义、伊斯兰地区的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运动、1955年的万隆会议倡导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的不结盟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曾经加强了不同地区作家的交往、理解和团结。

在中国，我们从1930年代就开始了“弱小民族文学”的研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支持亚非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支持拉美早已独立的国家的后殖民抵抗运动，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亚非拉文学研究”，它的核心宗旨是通过加强亚非拉进步作家的交流，翻译这些国家的反抗和斗争文学，增进彼此的理解和支持，形成一条国际反帝反殖的文化战线。从冷战开始到1990年曼德拉出狱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条文化战线支援了古巴革命，越南革命，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革命，以及帮助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结束了残留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殖民统治政权。

在这个时期，非洲文学的发展显现了几个重大的特征：第一，非洲文学和亚洲文学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密切接触，其方式是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如万隆会议、亚非人民团结会议、四次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协会的成立、亚非作家的互访来实现的；第二，1952年掌权的纳赛尔政府推动北非和中东说阿拉伯语国家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文化交流，1968年出版发行的《荷花》文学杂志，以阿语、英语和法语三种语言互译非洲和亚洲作品，极大推动了阿语非洲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文学的交流；第三，1950—1960年代是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勃兴、民族主义文学肇始的时期。

但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没有资金投入文化出版事业，而英国也欲在文化上维持对非洲前英属殖民地的影响，英国出版集团海涅曼便推出了“非洲作家系列”，并邀请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做主编，在阿契贝的巨大影响下，“非洲作家系列”聚集了当时非洲最优秀的作家为其写作，1962—1985年，这个系列一共出版了271部非洲文学作品。非洲最重要的文学期刊（法语期刊《非洲存在》，英语期刊《变化》和《黑色俄狄浦斯》）则由美国“文化自由协会”资助，而这个协会背后的出资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期刊《非洲存在》

在上述三个杂志发表作品的作家自然也就成为“非洲作家系列”的作者。无论是“非洲作家系列”还是这些文学期刊，它们都推动了非洲作家在法语和英语之间的互译，因此，帮助非洲作家打破了彼此的隔膜，促进了他们跨国家的合作，培育了泛非主义精神。

然而，随着冷战的解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条文化战线便已不复存在。伴随着这条文化战线消失的是促进亚非拉作家彼此理解和团结的机制。当这种机制不复存在时，亚非拉三大洲的读者对于“亚非拉”文学的阅读也戛然而止，作家彼此相互了解的愿望遭受挫折。如果检讨起来，除了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南方许多国家在民族文化创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若干失误，造成南方文学和其读者的脱离。

非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法农就曾深刻地分析了非洲“民族文化”的问题，他提出，非洲民族文化的创建者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精英，异化是这个文化阶层的胎记。在西方文化里，他们感受到了异化，因此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民族主义并不是和人民结合的产物，而是出于文化的乡愁，出于要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文明的非洲的意愿，于是，这群知识分子扎到“民俗”和“阿拉伯宗教”中寻找民族之根：

尽管从历史层面看，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事业受限，但他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政治家的活动，使之正当化。的确，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时具有崇拜或宗教信仰的一面。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态度表明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冒着割断自己与人民之间绑着的最后几根绳索的危险。这种宣称存在一种民族文化的信仰，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意愿：想要热切地、绝望地回到不管是什么地方。为了确保自己的解放，躲避白人的文化霸权，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必须回到不知名的根，无论如何，让自己迷失在野蛮的人民中。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要精神错乱了，他们处于可能无法克服的矛盾境地，他们从可能陷入的沼泽中抽身，准备冒着失去身体、失去头脑的危险，不顾一切地接受、承担、证实他们找到的东西。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必须代表所有人回答所有问题。他们不仅仅变成了捍卫者，他们还同意和其他人站在一起，从今往后，他们可以坦然嘲笑自己过去的怯懦。

然而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异化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因为，非洲的习俗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民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而不断自我更新的。非洲知识分子将非洲习俗“永恒化”，这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去，证明西化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产生的革命文化的隔离，这是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异化的体现：

文化完全排除一切简单的形式。从本质上而言，文化和习俗相反，习俗始终是一种文化的退化。倘若我们想要贴合传统，想要再现已经被废弃的传统，那就不仅违背了历史，也背离了人民。当人民支持反对无情的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甚至是政治斗争时，传统的意义就改变了。在这一时期，消极的抵抗技术可能会受到强烈谴责。

法农设想的民族文化是在劳动大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形成的文化，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大众结合，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并为其品质的提升作出贡献。他在文章开头引用塞古 · 杜尔（Sékou Touré）的话，表达了他的这个“人民群众文艺观”：

仅仅谱写一首革命战歌来参加非洲革命是不够的，必须与人民一起革命。和人民在一起，赞歌就会自然而然出现。

要使行动真实，自己就必须是非洲及其思想的活跃成分，必须成为所有为了非洲的解放、进步和幸福而被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的一分子。在这场唯一的战斗之外，没有别的位置留给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他们必须与人民一起，被完全动员起来，投身到这场解放非洲与受苦者的伟大战斗中来。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

法农影响了许多非洲文学家，肯尼亚大作家恩古吉就是其中之一。他从语言的角度批评非洲作家的异化感：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作为非洲作家，一直抱怨与欧美之间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和政治关系。没错。但是，我们继续用外语写作，向它们致敬，难道在文化层面上我们不是在继续维持那种新殖民主义的奴性精神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吗？一个说非洲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和一个说非洲离不开欧洲语言的作家之间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