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方文学的一般状况

我们今日对非洲文学所做的时势判断必然与既往有很大不同，也必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原因是，世界正处于西方的全球影响力衰退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之际。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全球南方无疑成为令人瞩目的一股政治力量，中国在促进这股力量的形成中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习主席在俄罗斯喀山召开的“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中的讲话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

2024年3月，中非百位智库学者在坦桑尼亚的海滨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共同发布《中非智库关于深化全球发展合作的共识》（即“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呼吁国际社会本着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开放共赢、共同繁荣原则深化发展合作，增进知识共享、思想共通和文化共兴”。

中非智库论坛现场

文学世界的权力关系不可能自己发生变化，因为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离不开全球资本流动和民族国家体系，只有后者发生了变化，不同国家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才会找到新的位置。

因此，“‘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全球南方文学场域的出现创造着条件。南方国家如何在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中加强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创建共同的南方文化、南方思想和南方现代文明模式，则是人文工作者的历史任务。对于非洲文学研究者而言，开创性地构想一种“文学的南方”和“南方的文学”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历史意义的工作。

今日的非洲文学依然处于后殖民文学的发展阶段，它的南方文学身份朦胧不清。如果以1930年代出现在法国的“黑人性运动”（Negritude）为非洲现代文学运动的起点、以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后的文学作为非洲现代文学形成的标志，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非洲文学的反帝反殖属性，非洲现代文学的精神是由泛非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浇筑的。不幸的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政治和经济依然摆脱不了前宗主国的操控，这导致了非洲并未在独立后迅速崛起。

1970年代的作家虽然依然有着强烈的反帝精神，但主要的精力投向对国内政治的批判上，许多杰出作家因此流亡海外，依靠西方的各种体制的支持继续批判国内政治，这间接地导致非洲文学精英对西方的依赖，非洲文学也再次被西方文学“收编”，成为世界英语文学和世界法语文学的一部分，进入了后殖民的文学状态。全球化运动进一步加强了西方文化资本对于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的控制，尼日利亚学者加布里埃尔 · 阿布姆贝（Gabriel Abumbe）便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新殖民主义的批评者看来，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以资本主义或全球化的形式表现自己，主张需求和供给力量的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全球资本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依赖于文化帝国主义。这是一个使本土人民的文化和品味看起来低于帝国主义者的系统。在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管理者、基督教传教士和人类学家是改变本土人民方式和西方文化落地的主要工具，其本质是创造对现代服装、教育、宗教及西方文化其他方面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创造转化为对西方产品的需求，这在实证上是这些国家成品市场扩张的支柱，也是西方与发展中世界之间不平衡贸易关系以及依赖综合征制造的基础。

换言之，随着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文学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得愈加不平等，我们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文化领域的“南北问题”。“北方”和“南方”是冷战之后的一对新术语，它替代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以“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不平衡的发展阶段”来描述全球化时代中不同地区的差异。这对概念在政治经济领域被广泛地使用，然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却鲜有论者。但是，如果看看南方文学的萧条和北方文学的昌盛，这种巨大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同一个现象。

当北方主宰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理论”和“价值观”时，其也掌握了制定世界文学等级的标准。全球南方并没有设立“全球南方”的文学奖项，南方作家仍然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等西方奖项作为最高成就。西方的承认会给南方作家带来巨大的国际声誉和可观的经济利益；全球南方文学批评也没有自己的理论语言，学者们以能用英语在西方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为荣，但这种“国际化”表象后面付出的却是“民族语失症”；更重要的是，南方文学在南方缺乏自己的读者。南方读者了解的现代文学的经典几乎都来自西方。

总而言之，欲对非洲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学者立刻能看到展现其眼前的是一个不平等的文学世界。对非洲文学进行时势判断，就是描述北方和南方文学的双重结构以及探求南方文学的自我确立之路。

我们尝试以“读者问题”来描述现阶段南方文学的现实危机。全球南方的读者一般是不阅读彼此的文学的，他们基本是北方文学的读者。北方文学一开始就是世界文学，不光被北方读者，也被南方读者阅读。南方读者在阅读了北方文学后，就更觉得自己的文学一无是处，于是南方文学便更加无人阅读，而南方作家也便因此勉力为北方读者写作。文学世界中的不平等的南北关系就此建立起来了。我们因此可以说：现阶段的南方文学是没有自己读者的文学。

我们下面使用三个例子描述南方文学的现状。

第一个例子，我们知道2021年被称为非洲的文学年，因为非洲作家获得了几个重要的西方文学奖项，即旅英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南非作家达蒙 · 加尔古特（Damon Galgut）以小说《承诺》（The Promise, 2021）获得了英国布克文学奖，达维德 · 迪奥普（David Diop）以《在夜里，血都是黑的》（At Night All Blood Is Black, 2020）获得了布克国际文学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 · 姆布加尔 · 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以小说《男人最隐秘的记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 2021）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非洲作家几乎在2021年获得了最重要的西方文学奖，所以那一年就是非洲文学年。

《在夜里，血都是黑的》书封

非洲作家获得国际文学奖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得到了西方读者的承认，这种承认也使非洲文学得到了一次命名的机会。那么这一年过去之后，非洲文学是不是又回到原先无名的状态了？我们认为，与其将2021年称为“非洲文学年”，不如称为“南方文学中的北方系列年”。在南方文学中，有极小的一部分得到西方的承认，进而得到南方的承认，比如古尔纳的作品，这类作品属于南方作品的北方系列。这个北方系列就是南方文学的指代。我国非洲文学研究界研究的非洲作品也主要是这个北方系列的作品。

加尔各特和古尔纳就是这个系列的新的卓越代表。古尔纳出生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20岁以后逃亡到英国生活，成为被北方救赎的南人。加尔各特正好相反，他是白人，祖辈来到南非生活，因为他在作品中写尽了异化的感觉和漂泊无根的心情，是被放逐到南方的北人。这两种人构成全球化时代南方文学的北方系列作家群—流亡作家、移民作家、离散作家，他们代表南方作家频频获奖。非洲文学存在与不存在，跟非洲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能不能进入北方的视野有关，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普遍的南方文学状况。